随着乳腺癌系统治疗不断进步，晚期患者生存期持续延长，骨转移相关问题也从既往单纯的“姑息止痛”逐渐转变为影响长期治疗连续性和生活质量的核心因素。骨是乳腺癌最常见的远处转移部位之一，骨转移可导致病理性骨折、脊髓压迫等骨相关事件（SRE），不仅显著损害患者活动能力和生活质量，也可能因住院、手术或治疗中断影响系统抗肿瘤治疗的持续推进[1]。
在精准治疗时代，乳腺癌骨转移管理已不再是单一专科能够独立完成的任务。肿瘤内科需要判断全身治疗策略，放疗科和介入科需要处理局部疼痛和肿瘤控制，骨科/脊柱外科需要评估结构稳定性和骨折风险，影像科、核医学科等也共同决定患者能否获得及时、规范、可持续的治疗。基于此，【肿瘤资讯】特邀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周丹教授围绕乳腺癌骨转移患者MDT诊疗模式的探索与实践进行分享，探讨如何以多学科协作推动骨转移诊疗从“症状驱动”走向“早期识别、风险分层、综合干预和全程管理”。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乳腺外科
硕士研究生导师，佛山市医学骨干人才
中国医促会乳腺病分会委员
中华志愿者协会中西医结合专家志愿者委员会乳腺外科专业组常委
广东省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广州市抗癌协会乳腺病分会常委
广东省精准医学会乳腺病分会常委
广东省健康管理学会乳房重建再造美学专委会常委
佛山市医学会乳腺病分会常委
佛山市生物医学工程协会副会长
美国MD. Anderson癌症中心整形外科访问学者
《中华乳腺病杂志》通讯编委
《Molecular Immunology》特约审稿人
佛山市科技专家库入库专家
2023年佛山市优秀成果科技先锋奖进步奖获得者
乳腺癌骨转移患者为何需要MDT诊疗模式
乳腺癌骨转移患者的临床表现具有高度异质性。有些患者仅在影像学检查中发现无症状骨病灶，有些患者则以持续活动受限、负重骨病变、病理性骨折或脊髓压迫为首发表现；同时，不同患者的乳腺癌分子分型、既往治疗暴露、内脏负荷、预期生存和个人治疗目标也并不相同。单一专科视角容易造成诊断延迟、局部结构风险评估不足、骨保护治疗启动滞后，或系统治疗与局部治疗之间缺乏有效衔接。
MDT的核心价值并不是简单增加一次“会诊”，而是通过多学科前移整合，将“控瘤、护骨、止痛、保功能、保连续治疗”作为共同目标。现代骨转移管理强调，骨相关并发症的预防和干预应与肿瘤治疗同步启动，而非等到患者出现严重疼痛、骨折或神经功能损害后再被动处理[2]。在这一框架下，乳腺肿瘤内科、放疗科、骨科/脊柱外科、影像科、核医学科、介入科、疼痛/姑息、康复、口腔科、护理及药学团队需要围绕患者当前最紧迫的问题形成共同决策。
因此，乳腺癌骨转移MDT的目标应进一步扩展到“预防SRE、维持活动能力、减少急诊和住院、保障系统治疗长期推进”。对于生存期不断延长的晚期乳腺癌患者而言，骨转移管理的质量直接决定其能否在较长病程中维持功能、尊严和生活质量。
MDT如何完成骨转移患者的诊断确认与风险分层
乳腺癌骨转移的诊断应从复发进展风险、症状线索和影像学评估三方面同步入手。对于肿瘤标志物持续升高、出现新发或进行性骨痛、活动受限、神经症状，或常规影像提示骨质破坏、硬化灶或可疑病灶的患者，应及时完善骨扫描、CT骨窗、MRI、PET/CT等检查，并根据病情需要选择病理确认。尤其对于单发骨病灶、影像表现不典型或后续治疗策略可能因病理结果发生改变的患者，组织学确认具有重要意义。
在MDT讨论中，影像学诊断并不是终点，关键在于进一步完成风险分层。骨转移患者至少需要回答四个问题：第一，是否存在脊髓压迫或神经功能受损风险；第二，是否存在负重骨病理性骨折或即将骨折风险；第三，是否为寡转移或骨单发病灶，是否存在局部强化治疗带来长期控制的可能；第四，是否伴随内脏危象或系统治疗快速调整需求。
为提高决策一致性，MDT可引入结构化评估工具。例如，脊柱转移可结合SINS评分评估脊柱不稳定风险，长骨转移可参考Mirels评分判断预防性内固定或局部干预必要性，同时结合疼痛评分、ECOG体能状态、预期生存、病灶部位和负重属性进行综合判断[3,4]。通过工具化评估，MDT可形成“红旗病例优先处理、稳定病例规范随访、无症状骨转移主动纳入骨保护”的分层路径，从而避免高危患者被延误，也避免低危患者接受不必要的过度干预。
系统治疗与局部治疗如何在MDT中实现协同
乳腺癌骨转移的基础仍是系统抗肿瘤治疗。肿瘤内科需根据HR/HER2状态、既往治疗、耐药机制、内脏负荷和患者治疗目标选择内分泌联合靶向治疗、抗HER2治疗、ADC、化疗、免疫治疗等策略。对于HR+/HER2-患者，内分泌联合CDK4/6抑制剂、后续SERD或PI3K/AKT/mTOR通路相关治疗等构成长期疾病控制的重要基础；HER2阳性及HER2低表达患者则需结合抗HER2治疗、ADC治疗和中枢神经系统转移风险进行综合判断；三阴性乳腺癌患者更需在快速控病和毒性代价之间平衡免疫治疗、PARP抑制剂、TROP2 ADC和化疗等选择。
但系统治疗并不能替代局部治疗。脊柱不稳定、神经压迫或即将骨折患者，应优先处理结构风险，必要时由骨科/脊柱外科、放疗科和介入科共同制定手术、固定、减压、消融或放疗方案。对于疼痛明显但全身治疗仍有效的患者，及时放疗、镇痛和康复干预可减少系统治疗中断，帮助患者维持活动能力。对于寡转移或骨单发病灶患者，MDT还可讨论SBRT、手术或其他局部强化治疗与系统维持治疗的组合，以争取更长时间的低疾病负荷状态。
因此，MDT讨论应避免将系统治疗与局部治疗割裂。真正合理的骨转移治疗路径，应在“全身控瘤”和“局部保功能”之间形成动态协同：急症先保神经和结构安全，症状明显者尽快止痛和恢复功能，病情稳定者规范骨保护和随访，寡转移患者则根据预期生存和治疗敏感性探索局部强化价值。
骨保护治疗在MDT中应如何定位
骨保护药物是乳腺癌骨转移全程管理的重要组成。指南建议，对于存在骨转移证据的转移性乳腺癌患者，应使用骨保护药物以降低SRE风险，如地舒单抗等[5]。在MDT框架下，骨保护治疗不应被视为“有症状后再考虑”的补充手段，而应作为确诊骨转移后需要尽早纳入的标准化管理内容。
地舒单抗通过抑制RANKL，阻断破骨细胞形成、活化和存活，从机制上干预骨转移相关骨破坏。既往头对头III期研究显示，在伴骨转移的晚期乳腺癌患者中，地舒单抗较唑来膦酸可更好地延迟或预防首次SRE发生，并具有皮下注射给药的特点[6]。三项关键III期研究的整合分析也提示，地舒单抗较唑来膦酸可进一步延迟首次SRE发生时间并降低首次及后续SRE风险[7]。这些证据支持地舒单抗作为乳腺癌骨转移患者骨保护治疗的重要选择之一。
值得关注的是，骨转移管理正在从“骨结构保护”进一步延伸至“骨微环境调控”。RANK/RANKL通路不仅参与破骨细胞活化，也与肿瘤-骨-免疫微环境相互作用有关。2025年发表于Cancer Cell的研究提示，骨转移可通过破骨细胞来源的骨桥蛋白（OPN）在全身层面诱导免疫抑制状态，从而削弱骨外病灶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反应；靶向破骨细胞或OPN通路可能恢复免疫治疗敏感性[8]。这一发现提示，骨转移并非孤立的“局部骨问题”，而可能影响全身抗肿瘤免疫状态，这一方向为骨保护治疗与系统治疗协同提供了新的科学思路。
如何构建可落地的乳腺癌骨转移MDT闭环管理流程
乳腺癌骨转移MDT要真正发挥价值，关键在于建立可执行、可追踪、可反馈的闭环流程。建议形成“筛查识别-快速评估-MDT分层-综合治疗-疗效/功能随访-长期安全管理”的路径。初诊或复发患者需系统关注影像异常、肿瘤标志物变化和无症状骨转移；疑似高风险病例应快速进入MDT通道，由影像科、肿瘤内科和骨科/脊柱外科尽早完成诊断确认和结构风险评估。
MDT会议可按病例类型进行分层管理：急症型包括脊髓压迫、病理性骨折，应优先处理生命和神经功能风险；症状型以疼痛明显或功能受限为主，应尽快整合放疗、镇痛、康复和系统治疗；寡转移型需讨论局部强化治疗与系统治疗协同；骨单纯进展型需判断是否为内分泌耐药或系统治疗不足；无症状骨转移型则应强调规范骨保护、影像随访和患者教育。
在执行层面，MDT不应增加患者在不同科室之间反复奔波，而应通过固定会议、快速通道、标准化评估表、护理导航和随访管理降低决策成本。每一次MDT讨论后，都应明确四类结果：系统治疗是否调整，局部治疗何时实施，骨保护和安全管理如何执行，下一次疗效和功能评估时间点为何。只有将MDT意见转化为具体医嘱、随访节点和责任分工，才能真正形成闭环。
未来，乳腺癌骨转移MDT还可进一步结合ePRO、疼痛评分、活动能力量表、数字化随访、影像智能识别和患者导航系统，推动骨转移管理从经验驱动走向数据化、规范化和人文化。对于患者而言，MDT的意义不是流程更复杂，而是让诊疗更快、更准、更连续；对于医生而言，MDT的意义也不只是多学科“坐在一起”，而是将不同专科的判断转化为同一个以患者获益为中心的综合方案。
小结
乳腺癌骨转移管理正处于从被动姑息向主动全程管理转变的关键阶段。随着系统治疗手段不断丰富，患者生存期延长，骨转移相关并发症的预防、局部结构风险的及时处理、骨保护治疗的规范应用，以及疼痛、康复和生活质量管理，都将直接影响患者长期获益。
在这一背景下，MDT诊疗模式为乳腺癌骨转移患者提供了更加系统的解决方案。通过多学科协作，临床能够更早识别风险、更准确判断治疗优先级、更规范启动骨保护治疗，并在系统治疗、局部治疗和支持治疗之间形成协同。未来，随着骨微环境研究、免疫治疗联合探索和数字化随访工具的发展，乳腺癌骨转移MDT有望进一步成为连接精准治疗、支持治疗和人文照护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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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imura T.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for Bone Metastasis: A Review. Cancers (Basel). 2018;10(6):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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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Lipton A, Fizazi K, Stopeck AT, et al. Superiority of denosumab to zoledronic acid for prevention of skeletal-related events: a combined analysis of three pivotal phase III trials. Eur J Cancer. 2012;48(16):3082-3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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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irels H. Metastatic disease in long bones: a proposed scoring system for diagnosing impending pathologic fractures. Clin Orthop Relat Res. 1989;(249):256-264.
[8] Cheng JN, Zhou H, Macedo D, et al. Bone metastases diminish extraosseous response to checkpoint blockade immunotherapy through osteopontin-producing osteoclasts. Cancer Cell. 2025;43(6):1093-1107.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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