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乳腺癌诊疗从传统经验治疗进入精准分层、治疗强化与全程管理并重的新阶段，绝经前激素受体阳性（HR+）乳腺癌患者的内分泌治疗策略也在持续演进。卵巢功能抑制（OFS）成为绝经前患者内分泌治疗的重要基础。尤其是在年轻、高危、需长期治疗的患者中，OFS如何规范选择，如何与他莫昔芬（TAM）或芳香化酶抑制剂（AI）联合、如何监测卵巢抑制是否充分、如何管理骨健康与早发绝经相关不良反应，均已成为临床实践中必须回答的问题。2026版中国年轻乳腺癌诊疗专家共识进一步强调，应优化OFS方案、将卵巢保护贯穿治疗全程，并兼顾生育保护与长期生活质量。基于此，【肿瘤资讯】特邀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徐斌教授围绕绝经前乳腺癌OFS治疗的规范应用与全程管理进行分享，并探讨精准治疗时代OFS在早期辅助治疗、晚期联合治疗和患者长期获益维护中的临床价值。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乳腺肿瘤外科
河南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医用学会乳腺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
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甲状腺疾病分会青年学组委员
洛阳市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常委
擅长乳腺良、恶性肿瘤的规范化诊治，研究方向为乳腺恶性肿瘤的基础与临床
发表国内外学术著作十余篇
中华医学会会员
中国抗癌协会会员
中国临床肿瘤协会会员
OFS治疗价值被重新认识：从“降低雌激素”走向风险分层与全程管理
HR+乳腺癌的发生发展与雌激素信号密切相关。对于绝经前患者，卵巢是雌激素的主要来源，必须首先解决卵巢雌激素持续分泌的问题。OFS通过药物或永久性方式抑制卵巢功能，使绝经前患者进入类似绝经后的内分泌状态，从而为TAM、AI及后续靶向联合治疗奠定基础。
从临床证据看，OFS的价值并非适用于所有绝经前患者，而是在较高复发风险人群中最为突出。ASCO指南更新明确提出，高风险绝经前HR+早期乳腺癌患者应在辅助内分泌治疗基础上加入OFS，而低风险患者不应常规接受OFS强化，以避免过度治疗及生活质量损害[1]。这一理念提示，OFS的核心并非“用或不用”的简单选择，而是基于复发风险、年龄、治疗目标与患者耐受性的个体化决策。
近年来，围绕OFS的研究和综述也进一步强调长期管理的重要性。OFS可提高治疗强度，但也会带来潮热、睡眠障碍、情绪波动、性功能改变、代谢异常和骨量丢失等早发绝经相关影响。因此，规范OFS治疗既要追求复发风险降低，也要同步管理患者长期生活质量，使治疗真正能够“有效且可坚持”。
哪些患者更适合接受OFS强化治疗？风险分层是临床决策基础
绝经前HR+早期乳腺癌患者的辅助内分泌治疗大致包括TAM、OFS联合TAM、OFS联合AI等策略。临床选择应综合肿瘤大小、淋巴结状态、组织学分级、Ki-67水平、年龄、是否接受化疗、基因检测结果以及患者意愿等因素。一般而言，年龄较轻、淋巴结阳性、肿瘤负荷较高、组织学分级较高、增殖活跃或需接受辅助化疗的患者，往往具有更高复发风险，更可能从OFS强化中获益。
SOFT研究显示，在绝经前HR+早期乳腺癌患者中，TAM联合OFS较TAM单药可进一步改善无病生存，尤其在接受过化疗、仍保持绝经前状态的高危患者中获益更明显[2]。这类患者往往代表临床中最需要强化内分泌治疗的人群。相反，对于肿瘤负荷低、淋巴结阴性、复发风险较低的患者，TAM单药仍可作为合理选择，盲目强化可能增加不良反应和依从性问题。
因此，OFS应用应避免两个极端：一是将OFS简单理解为所有绝经前患者的“标配”；二是在高危年轻患者中因担心不良反应而不足治疗。规范的做法是基于风险分层识别真正需要强化的人群，并在治疗前充分告知获益与代价，使患者参与共同决策。
OFS联合TAM还是联合AI？疗效强化与耐受性需同步考量
OFS联合TAM和OFS联合AI均是绝经前HR+乳腺癌辅助内分泌治疗的重要方案。总体而言，OFS联合AI的内分泌抑制强度更高，更适用于年轻、高危且能够耐受强化治疗的患者；OFS联合TAM则可用于部分中危患者，或对AI相关骨量丢失等不良反应不耐受者。
TEXT和SOFT联合长期随访显示，与TAM联合OFS相比，依西美坦联合OFS可持续改善无病生存和远处复发间期，但总体生存优势并不一致，提示其更适合作为高危患者的强化选择[3]。EBCTCG纳入7030例患者的个体水平Meta分析也显示，在接受OFS的绝经前ER+早期乳腺癌患者中，AI较TAM可进一步降低复发风险，但骨折等骨相关毒性需被重视[4]。
因此，临床不应仅以“疗效强弱”决定方案，还需将年龄、复发风险、骨密度、关节症状、潮热、睡眠、情绪、性健康、生育需求及依从性纳入评估。对于高危患者，可优先考虑OFS联合AI；对于无法耐受AI或生活质量受影响明显者，OFS联合TAM或治疗调整同样具有临床合理性。
OFS治疗如何规范执行？药物选择、疗程与监测均需精细化
OFS方式包括药物性卵巢功能抑制、手术切除卵巢及卵巢放射照射。由于药物性OFS具有可逆性、可调整性的特点，临床中通常首选GnRH激动剂。
在具体药物层面，GnRHa代表药物包括亮丙瑞林、戈舍瑞林和曲普瑞林等。对于需长期接受OFS的年轻患者，药物与剂型选择最终应服务于“稳定抑制、规律给药和便于随访”这一目标。在OFS药物选择方面，戈舍瑞林微球作为新型缓释制剂，采用微球技术；临床前药理毒理研究显示，其可在体内持续释放，药效学和安全性特征支持进一步临床开发[5]。在临床研究层面，一项随机、开放标签、阳性对照、非劣效设计Ⅲ期研究（NCT05110170）的中期结果显示，戈舍瑞林微球组和戈舍瑞林植入剂组患者第29天至第85天维持雌二醇（E2）在绝经后水平（≤30 pg/mL）的比例分别为93.1%和86.3%，两组累计概率差值为6.8%（95% CI：-2.3%～15.9%），达到非劣效标准[6]。同时，戈舍瑞林微球采用细针肌肉注射，相较于植入剂的皮下给药方式，可减少即时注射疼痛和注射焦虑，并提供更多注射部位选择，有助于改善长期OFS治疗体验和依从性。因此，GnRHa制剂选择不宜仅停留在药物形式比较，而应回归长期治疗中的稳定抑制、规范给药、患者体验和随访管理。
在疗程方面，辅助治疗中药物OFS通常以5年为主要治疗目标；部分中危患者可结合风险与耐受情况考虑较短疗程。对于完成5年OFS联合TAM或AI后续是否延长，需在证据边界内谨慎讨论，并充分考虑绝经状态变化、不良反应和患者意愿。
值得注意的是，OFS并非“打针即等于完全抑制”。真实世界中可出现不完全卵巢抑制或卵巢功能逃逸，年轻患者、体重指数较高及未接受化疗者可能风险更高。相关临床管理研究提示，GnRH激动剂治疗期间需要关注雌二醇（E2）水平，尤其当患者接受AI联合OFS时，应确保达到真正绝经后水平，避免因残余卵巢功能影响AI疗效。2026版共识亦指出，卵巢抑制逃逸的界值尚未完全统一，但更多研究将E2 30 pg/mL作为重要参考，同时临床恢复月经或发生意外妊娠也应提示警惕[7]。因此，规范OFS管理应包括治疗前绝经状态评估、用药周期管理、必要时激素水平监测和异常结果处理；对于接受AI联合OFS、极年轻或存在逃逸风险的患者，包括戈舍瑞林微球在内的GnRHa制剂应用更需强调按期给药与动态随访，而非仅完成一次注射。
骨健康与早发绝经相关不良反应管理，是OFS全程管理的核心
OFS尤其联合AI可显著降低雌激素水平，从而增加骨密度下降、骨质疏松和骨折风险。对于绝经前患者而言，这种治疗相关骨量丢失相当于提前进入低雌激素状态，若缺乏主动管理，可能影响长期生活质量。中国早期乳腺癌女性骨健康管理专家共识也强调，内分泌治疗、化疗导致的卵巢功能损伤及治疗诱导绝经均可导致癌症治疗相关骨量丢失，早期乳腺癌患者应常规开展骨健康评估[8]。
临床实践中，接受OFS联合AI治疗前应评估骨密度，并根据T-score、年龄、既往骨折史、体重指数、家族史、吸烟、糖皮质激素使用等因素综合评估骨折风险。骨量正常者应加强运动、营养和生活方式管理；骨量减少者需补充钙剂和维生素D，并定期复查骨密度；骨质疏松或高骨折风险患者，可考虑地舒单抗等骨治疗。
除骨健康外，OFS相关早发绝经症状同样不容忽视。潮热、盗汗、睡眠障碍、情绪波动、阴道干涩、性功能下降、体重变化和认知疲劳，均可能导致患者对治疗产生抵触甚至中断。当前OFS管理应从“是否按时注射”拓展至症状筛查、心理支持、性健康管理、运动营养指导和患者教育，使长期治疗真正落地。
未来方向：从规范使用走向动态评估与个体化长期陪伴
总体来看，OFS已成为绝经前HR+乳腺癌内分泌治疗体系中的关键模块，但其临床价值需要在规范应用中体现。未来OFS管理应从“是否使用”进一步走向“谁更需要、何时开始、联合何药、治疗多久、如何监测、如何管理长期影响”的多维决策。
一方面，风险分层工具、基因检测、ctDNA动态监测和耐药机制研究可能帮助临床更准确识别强化治疗获益人群；另一方面，不完全卵巢抑制、长期毒性、骨健康、心血管代谢风险、性健康和生育问题，也要求医生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持续评估和干预。对于药物性OFS而言，包括戈舍瑞林微球在内的GnRHa制剂选择，应更多融入全程管理逻辑：既关注抑制是否充分，也关注患者能否长期坚持、是否便于复诊随访、是否需要激素水平复核及不良反应干预。
精准治疗时代，OFS不应被视作一个孤立治疗动作，而应作为绝经前乳腺癌全程管理的基础工程。规范的OFS治疗既能为早期高危患者提供复发风险降低的机会，也能为晚期患者接受现代内分泌联合靶向治疗创造前提；而真正高质量的OFS管理，则应在疗效获益、生活质量和患者意愿之间取得平衡，让绝经前乳腺癌患者在更长病程中获得更稳定、更可持续的长期获益。
[1] Burstein HJ, Lacchetti C, Anderson H, et al. Adjuvant Endocrine Therapy for Women With Hormone Receptor-Positive Breast Cancer: ASCO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Focused Update. J Clin Oncol. 2016;34(14):1689-1701.
[2] Francis PA, Pagani O, Fleming GF, et al. Tailoring Adjuvant Endocrine Therapy for Premenopausal Breast Cancer. N Engl J Med. 2018;379(2):122-137.
[3] Pagani O, Regan MM, Walley BA, et al. Adjuvant Exemestane With Ovarian Suppression in Premenopausal Breast Cancer: Long-Term Follow-Up of the Combined TEXT and SOFT Trials. J Clin Oncol. 2023;41(7):1376-1382.
[4] Early Breast Cancer Trialists’ Collaborative Group. Aromatase inhibitors versus tamoxifen in premenopausal women with oestrogen receptor-positive early-stage breast cancer treated with ovarian suppression: a patient-level meta-analysis of 7030 women from four randomised trials. Lancet Oncol. 2022;23(3):382-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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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Wang X, et al. Interim results of the GOMIMP study: goserelin microsphere versus goserelin implant for ovarian function suppression in premenopausal hormone receptor-positive breast cancer. J Clin Oncol. 2026;44(7_suppl):130.
[7]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乳腺癌专家委员会,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 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乳腺外科学组. 中国年轻乳腺癌诊疗专家共识（2026版）. 2026.
[8] The Society of Breast Cancer of China Anti-Cancer Association, Breast Cancer Study Group Along Yangtze River. Chinese expert consensus recommendations for management of bone health in female patients with early breast cancer (2022 edition). Precis Cancer Med. 202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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