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好地指导临床医生应对临床实操难题，帮助其在丰富的治疗选择中精准匹配患者个体需求，提升血液肿瘤诊疗的规范化与个体化水平，在本次ASH大会期间，我们特别策划并设置了【治策之路】专题访谈。该专题聚焦血液肿瘤治疗领域最受关注的核心临床决策问题，邀请来自中外血液科领域的权威专家，结合最新临床研究进展与自身丰富的实践经验，分享真知灼见。通过深度对话与思想碰撞，我们希望为临床医生搭建一个高效的知识交流平台，梳理治疗决策中的关键逻辑，破解临床实操中的困惑与争议，最终为血液肿瘤患者带来更优质的诊疗服务。
随着精准医学的深入，血液肿瘤的诊疗已从单一的形态学诊断迈向分子分型指导下的个体化治疗；从单纯追求生存时间延长，转向追求“治愈”与“生活质量”的双重获益。从滤泡性淋巴瘤（FL）MRD的深度监测，到AML诊断标准的重构，再到T细胞淋巴瘤移植方案的改良与“去化疗”探索，每一个环节的革新都不仅重塑着临床决策路径，更点亮了患者的生命之光。
以下将结合四位中外权威专家的精彩观点，对当前血液肿瘤治疗中的核心热点与未来方向进行深度解析。
滤泡性淋巴瘤维持治疗新策略：停药后的精准监测与全面获益
在滤泡性淋巴瘤（FL）的研究中，MRD阴性患者有望缩短维持治疗时长。那么在临床实践中，这类患者停药后需重点监测哪些指标？随访频率应如何设定才能既及时发现复发，又保障疗效？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的赵培起教授结合其研究成果与临床经验，给出了详细解答。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淋巴瘤内科
主要从事淋巴瘤的内科诊治及基础、临床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项，参与多项国家及省部级课题，发表SCI文章二十余篇。作为编委及执笔专家参与制定CSCO及CACA淋巴瘤诊疗指南。
中国抗癌协会淋巴瘤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促会肿瘤内科学分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淋巴瘤专业委员会委员
北京癌症防治学会淋巴瘤免疫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天津市抗癌协会淋巴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天津市抗癌协会淋巴瘤青委会副主任委员
天津市抗癌协会肿瘤临床化疗专业委员会委员
天津市抗癌协会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
赵培起教授指出，经典的淋巴瘤疗效评估主要基于CT、PET-CT等影像学手段，但影像学评估相对于MRD（微小残留病灶）这种微观层面的评估具有滞后性。多项研究已证实，MRD结合PET-CT能比单纯影像学更早地发现复发风险。赵教授强调：“我们的研究证实，如果患者在CR2（第二次完全缓解）时能达到MRD阴性，那么其在CR4时的状态几乎都能达到PET-CT下的CR。这意味着MRD能比影像学更早地预测患者的长远预后。”
针对停药后的管理，赵教授提出“治疗结束不代表随访结束”，而是一个更重要阶段的开始。他建议，患者在结疗后两年内应坚持每3个月进行一次随访；2-5年期间可延长至每半年一次；5年以后则建议每年一次。随访内容一方面要通过CT、B超及血常规等影像学和实验室检查进行监测，另一方面也提倡进行MRD检测。
此外，赵教授特别强调了对患者生活质量与脏器功能的评估。他表示，许多淋巴瘤患者最终并非死于肿瘤本身，而是死于并发症。因此，在随访中对心脏、肺脏功能，以及第二肿瘤、生育功能的评估至关重要。“我们的一系列研究实践，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患者不仅生存时间延长，更是生活质量提高。”
T细胞淋巴瘤移植优化：减低强度预处理与TBI的独特价值
“喷司他丁+全身放疗（TBI）”作为一种优化的异基因移植预处理方案，在T细胞淋巴瘤中展现出独特优势。其结果显示即使是老年人或未缓解的患者也能获益。在临床上，建议哪些类型的患者优先考虑这种移植方案？美国耶鲁大学的Francine M. Foss教授分享了其独到见解。
【现任职务与头衔】
耶鲁大学医学院：医学（血液学）教授、皮肤病学教授
耶鲁癌症中心 (Yale Cancer Center)：多学科 T 细胞淋巴瘤项目主任、淋巴瘤临床研究团队 (CRT) 科学带头人
Smilow 癌症医院：干细胞治疗临床项目成员、多学科 T 细胞淋巴瘤临床团队负责人、皮肤淋巴瘤项目联合主任
【专业领域】
临床专长：成人淋巴瘤（尤其是 T 细胞淋巴瘤）、造血干细胞移植、皮肤淋巴瘤。
研究方向：T 细胞淋巴瘤的分子靶点识别、体外光化学疗法（ECP）减轻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的机制研究、新型药物临床试验。
【主要学术成就与贡献】
1. 药物研发与上市：主导了多项全国性多中心临床试验，推动了多种淋巴瘤新疗法的 FDA 获批。其中包括 白介素-2-白喉毒素融合蛋白（首个获 FDA 批准用于 T 细胞淋巴瘤的融合蛋白生物药）。
Foss教授详细介绍了其团队采用的 喷司他丁（Pentostatin）联合TBI（全身辐照） 这一减低强度预处理（RIC）方案。与常规RIC方案不同，该方案保留了TBI的应用，但使用了较低剂量。Foss教授解释道：“我们发现这种方案对疾病控制有显著贡献，而疾病控制恰恰是T细胞淋巴瘤异基因移植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该方案的优势在于兼顾了疗效与安全性。Foss教授指出，该方案适用人群广泛，特别是在伴有合并症的老年患者（70岁甚至70岁以上）中表现优异。此外，通过引入移植后环磷酰胺（PTCy），进一步降低了GVHD（移植物抗宿主病）的发生率。
这一策略打破了传统移植对缓解状态的严格限制。Foss教授强调：“有了这种既能良好控制疾病又相对安全的方案，我们甚至可以为那些在移植时尚未达到完全缓解（Remission）的患者进行移植，并依然能获得成功的治疗结局。”
AML诊断范式重构：基因突变重塑风险分层
如果AML患者形态学发育异常不典型，但存在MDS相关基因突变（如ASXL1、RUNX1、SRSF2），是否可直接归入AML-MRC？反之，若形态学明显异常，但遗传学显示典型de novo特征（如NPM1突变），如何判定？宾夕法尼亚大学癌症中心的Selina M. Luger教授对此进行了深入解析。
宾夕法尼亚大学医院主治医师
宾夕法尼亚大学艾布拉姆森癌症中心成员
1982 年获哈佛大学文学学士学位（生物化学）
1987 年获麦吉尔大学 医学博士学位（医学）
擅长白血病、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骨髓增生性疾病
Luger教授明确指出，AML的诊断范式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我们现在学到的是，AML的定义正越来越多地由突变来分类，而不是形态学或病史。”
针对具体的临床困惑，Luger教授给出了清晰的判断逻辑：对于携带MDS相关基因突变（如ASXL1、RUNX1、SRSF2等）的患者，无论其显微镜下的细胞形态是否表现出病态造血（Dysplasia），都应被直接视为具有不良风险特征，归入相应的风险层级。
反之，如果患者携带NPM1突变，则通常提示预后相对良好。在这种情况下，形态学特征的相关性就变得次要，即便存在形态学异常，患者仍被视为具有较好的预后特征。“突变状态而非疾病的形态学，才是驱动治疗决策的首要因素。”Luger教授强调，这一转变要求临床在诊断初期即进行全面、快速的分子遗传学检测，以制定精准的治疗方案。
T细胞淋巴瘤未来展望：迈向“去化疗”时代？
在T细胞淋巴瘤治疗领域，传统的CHOP样化疗方案疗效往往不尽如人意。未来我们能否在T细胞淋巴瘤治疗中完全摆脱化疗（实现去化疗）？弗吉尼亚大学癌症中心的Owen A. O'Connor教授对此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美国淋巴瘤联盟主席
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Herbert lrving综合癌症中心淋巴发展和恶性肿瘤项目的联合项目主任
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Herbert lrving综合癌症中心淋巴恶性肿瘤中心主任
在管理霍奇金淋巴瘤和非霍奇金淋巴瘤以及开发治疗这些疾病的新药物方面具有国际权威
专注于发现和开发治疗淋巴瘤的新药，到目前为止，已率先开发了三种被批准用于治疗淋巴瘤的新药，并已发表200多篇关于淋巴瘤治疗的文章、书籍章节和评论等
Owen A. O'Connor教授坦言，由于目前化疗的门槛依然较低，找到比化疗更有效的策略是未来的迫切需求。但他同时指出，化疗在特定亚型中仍有重要地位，例如在CD30阳性的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ALCL）中，维布妥昔单抗（Brentuximab vedotin）联合CHP化疗已成为极其重要的进展，尤其在中国近期也获得了批准，这代表了该亚型治疗的重大突破。
然而，对于其他亚型如外周T细胞淋巴瘤-非特指型（PTCL-NOS）或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AITL），O'Connor教授认为单纯化疗的作用有限。
Owen A. O'Connor教授指出，未来的希望在于新型表观遗传学靶向药物的联合应用。“随着关于新型表观遗传学药物联合应用的数据日益增多，‘去化疗’（Chemotherapy-free）的图景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他呼吁学术界以创新的方式进一步探索这些新策略，为T细胞淋巴瘤患者开辟新的生路。
总结
本次【治策之路】专题访谈，四位专家从不同维度勾勒出了血液肿瘤诊疗的进化轨迹。从滤泡性淋巴瘤MRD指导下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到AML诊断标准的分子化重塑，再到T细胞淋巴瘤移植方案的精细化改良与“去化疗”愿景的探索，“精准”与“个体化”**已成为贯穿始终的关键词。
未来，随着更多高质量临床研究的开展与新型药物的问世，我们期待临床医生能利用这些前沿理念与工具，在复杂的临床决策中找到最优解，不仅延长患者的生命长度，更拓宽生命的宽度。
排版编辑：Ashe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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