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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ESMO GI | 彭俊杰教授：ctDNA动态监测，为结直肠癌术后复发患者推开“二次治愈”之门

07月08日

整理：肿瘤资讯

来源：肿瘤资讯

在2025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胃肠道肿瘤大会（ESMO GI）上，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彭俊杰教授口头报告了一项名为FIND的LBA重磅研究成果：基于ctDNA甲基化的动态监测策略，可显著提升非转移性结直肠癌术后复发患者接受根治性治疗的比例。该研究一经公布，立即在大会现场引发广泛关注。【肿瘤资讯】有幸专访彭俊杰教授，由他深入解读这项研究的设计初衷、核心发现及其潜在的临床意义。

彭俊杰

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大肠外科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大肠综合治疗科副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大肠癌专业委员会肝转移学组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结直肠外科医生协会青年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大肠癌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
中国肿瘤协会肿瘤营养专委会委员、秘书
上海市抗癌协会大肠癌专委会候任主委
以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发表SCI 论文49篇，影响因子大于10分论文12篇，累计超过345分
牵头及参与的临床试验15项
以第一发明人申请循环肿瘤细胞类器官培养方法发明专利1项

彭俊杰教授采访视频

彭俊杰教授在ESMO GI大会现场做口头报告

请您介绍一下FIND研究设计的初衷与创新之处？

彭俊杰教授：在液体活检领域，经过近二十年的研究，ctDNA在预测患者预后方面的价值已得到确认，并写入指南。然而，我们更希望利用它来指导临床实践，因此需要开展干预性研究。近年来，欧美国家开展了一系列以ctDNA指导治疗决策的研究，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DYNAMIC-II和DYNAMIC-III。前者结果积极——ctDNA指导可减少II期结肠癌辅助化疗的使用，但后者结果阴性——III期结肠癌ctDNA阳性患者辅助治疗加法策略未见显著获益，提示以ctDNA指导辅助治疗加法或减法策略仍存在一定争议。

ctDNA的另一个重要价值在于可以“动态监测”，尤其适用于术后随访。基于这一点，我们设计了FIND研究，旨在探讨将ctDNA监测纳入现有的随访方案，是否能改善患者预后。这种改善可能体现在延长生存期，或通过提升复发患者接受二次切除的比例，从而实现再次治愈或长期生存。因此，我们尝试将ctDNA动态监测嵌入术后随访流程中，力求更早发现复发灶，使更多患者获得根治性治疗机会，这正是FIND研究设计的初衷。

为何选择甲基化作为ctDNA检测的手段？

彭俊杰教授：目前，ctDNA的检测方法主要包括两类：基于基因突变的NGS检测，以及基于甲基化的检测。相对而言，基于突变的ctDNA检测应用更为广泛，但我们此次在ESMO GI大会上报告的研究是基于甲基化技术。同时，我们团队也同步开展了另一项基于突变的ctDNA检测的研究，尚在入组阶段，结果尚未公布。

从目前的初步数据来看，无论是甲基化还是突变检测，在预测预后以及实现提升二次切除率的目标方面，效果相似。两种方法在临床应用上各有优势。甲基化检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样本质量的要求较低，检测周期短，结果反馈快，因此更适合用于术后监测，也便于患者管理。这也使得我们这项基于甲基化检测的研究率先完成并发布初步结果。日本的CIRCULATE-JAPAN系列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果，但我们的研究是前瞻性、随机对照、多中心临床试验，更具临床指导意义。

您的研究中，ctDNA检测的时间点是如何设定的？术后首次ctDNA检测是在什么时间？

彭俊杰教授：ctDNA检测的时间点应根据其临床用途设定。在FIND研究中，我们设定了多个关键时间点：首次检测为术后1个月，之后每3个月进行一次，持续2年。其中，术后1个月时的首次检测对于预测患者复发和总体预后有比较大的价值，此后的持续动态监测有助于及时发现复发并及时干预。

研究的一项创新是首次明确提出ctDNA阳性后的标准化随访策略：一旦ctDNA检测为阳性，立即进行胸部、腹部及盆腔的CT或MRI检查，如果影像学阳性，则提交多学科团队（MDT）讨论，决定是否需要治疗、如何治疗以及是否有望达到无疾病状态；若影像学阴性，则每2~3个月重复影像学检查，直至连续3次影像学结果均为阴性，才判定此前的ctDNA为假阳性，患者回归常规随访流程。该策略为ctDNA动态监测阳性结果的处理提供了可操作路径。

患者如果ctDNA阳性，但影像学无复发，是否考虑给予药物治疗？

彭俊杰教授: 不会。目前尚无确凿证据支持仅凭ctDNA阳性结果直接给予干预治疗。因此，我们研究的重点不在于立即干预，而是通过ctDNA阳性的提示，更早发现转移灶，从而提高患者接受二次切除的可能性，最终实现更长生存期。

ctDNA监测组和标准监测均有70例左右的患者方案偏离，方案偏离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彭俊杰教授：这确实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研究共筛选790余例患者，最终纳入720余例，实际纳入分析两组分别为289例（ctDNA组）和295例（标准组）。方案偏离的患者主要是签署知情同意后未继续参与，如部分患者术后自觉恢复良好，主动放弃后续ctDNA随访；另有部分患者未按要求完成定期影像学检查。随访研究的复杂性也体现在此——相比用药试验，随访依从性更难保障，需要长期、密集、系统的随访计划，因此操作难度更大。

从目前的中期分析结果来看，ctDNA监测组和标准监测组的累积复发率无差异，但ctDNA监测提高了复发患者接受根治性治疗的比例。如何解读这一结果？

彭俊杰教授：最终纳入分析的人群中，两组在基线特征（年龄、性别、肿瘤部位、肿瘤分期、MSI状态、RAS突变等）方面非常均衡。中期分析显示，两组的累积复发率无显著差异，进一步印证了两组的均衡可比性。在复发率相近的前提下，ctDNA监测组复发患者接受二次根治性切除的比例显著高于标准监测组（50% vs 22.6%）。这表明，将ctDNA监测整合到常规随访中，能更早地发现肿瘤复发，从而有更大的机会接受根治性的切除。

进一步分析复发病灶的特征发现，ctDNA监测组接受二次根治手术比例的优势主要来自于仅肝或肺转移的患者群体：在仅有肝或肺转移的患者中，ctDNA监测组能够达到根治性切除的比例为45.8%，而标准监测组仅16.1%。特别是在肝转移患者中，ctDNA监测组发现的病灶更具根治切除优势：转移灶≤3cm的比例更高、转移灶数量≤3个的比例更高、单叶转移的比例更高。这些特征使得通过二次切除实现治愈的机会大大增加。

研究中采用的ctDNA甲基化检测，如果用于临床，可行性与推广前景如何？

彭俊杰教授：我们的研究采用的甲基化检测技术，是基于丁克峰教授2021年发表于PNAS杂志的方法，检测10个特定的甲基化位点，目前技术已日趋成熟。其优势在于快速、简便、成本低、样本要求低，3~4天即可出结果，适合用于术后随访。

当然，甲基化技术相较基于NGS的突变检测也存在局限，譬如在晚期患者的疗效监测中更易受化疗等药物治疗的干扰。但在术后无治疗干预的随访场景中，其适用性非常好。

在研究过程中，您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彭俊杰教授：FIND是一项前瞻性、随机对照、多中心临床试验，实施过程充满挑战。最困难之处在于如何确保患者长期、高频次、规范化随访。不同于药物研究，术后随访研究需依赖患者持续配合进行影像学与ctDNA检测，这对患者依从性、研究协调及管理能力都是巨大的考验。

此外，我们的研究还特别关注了ctDNA检测结果阳性对患者心理状态的影响。在关键时间点如术后基线、ctDNA阳性时、术后满1年、术后满2年，对患者进行了系统的心理学量表评估，分析其焦虑程度及对后续检查和治疗配合度的影响。这部分结果仍在分析中。结合心理评估数据，将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将ctDNA动态监测整合到肠癌术后随访体系中的整体价值与潜在影响。

参考文献

Junjie Peng, Chunming Ding, Shaobo Mo, et al. Dynamic circulating tumor DNA methylation monitoring guiding postoperative surveillance in non-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Interim analysis of FIND trial. 2025 ESMO GI, LBA1.

责任编辑：Linda
排版编辑：Lin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