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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报道|中外专家齐聚，共话NSCLC治疗新进展，2023 CACA指南中国行——肺癌大师学术交流项目北京站圆满结束

2023年11月26日

整理：肿瘤资讯

来源：肿瘤资讯

肺癌是全球范围内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每年造成数百万人死亡。传统的治疗方法包括手术切除、放疗和化疗等，但效果并不理想。近年来，靶向治疗在肺癌的治疗中取得了一系列的新进展，显著改善了肺癌患者的生存。

2023年中国抗癌协会（CACA）完成了我国首部《肿瘤整合诊治指南》（以下简称指南）的编写，指南兼具中国特点和国际视野，是适合中国人群的肿瘤指南规范体系。为进一步提高中国恶性肿瘤的规范化诊治水平，促进中外肺癌领域顶尖专家交流与合作，2023年11月24日，“CACA指南中国行-肺癌国际大师学术交流项目”在北京成功开展。本次大会由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赵军教授和日本大阪近畿大学医学院Tetsuya Mitsudomi 教授担任会议主席，众多与会专家围绕非小细胞肺癌（NSCLC）靶向治疗和围手术期治疗进行了精彩的分享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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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CLC靶向治疗进展

会议上半场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赵军教授和北京大学国际医院汤传昊教授的主持下进行。

首先，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徐海燕教授进行了主题为“CACA指南解读—驱动基因阳性NSCLC的治疗”的报告分享。徐海燕教授围绕肺癌的流行病学以及CACA指南中，早期、局部晚期以及晚期驱动基因阳性NSCLC治疗相关内容进行了详细的分享。

徐海燕教授表示，肺癌在发病率和死亡率方面位于恶性肿瘤前列，对健康造成重大负担。全球和中国的五年生存率分别只有10%到20%和20%左右，这意味着晚期肺癌患者的生存期限非常短。

对于驱动基因阳性NSCLC患者，I期肺癌，指南推荐首选手术切除。其中，对于IA期患者，通常不推荐术后辅助治疗。此外，对于驱动基因阴性患者，指南不推荐术后辅助化疗。不完全切除的患者可能需再次手术或接受放疗和化疗。

目前，指南推荐的II期肺癌的治疗与Ⅰ期类似，区别在于可手术患者的术后辅助治疗选择。对于敏感突变，药物是常用的辅助治疗选择，而对于EGFR阴性的Ⅱ期患者，术后辅助化疗是标准治疗策略，不可手术患者则采用立体定向放疗或同步放化疗。

III期肺癌患者治疗较为复杂，分为可切除、不可切除和潜在可切除三类。针对可切除患者，驱动基因阳性患者通常接受TKI术后辅助治疗，而驱动基因阴性者接受术后辅助化疗。不可切除患者则主要接受放化疗。此外，对于潜在可切除的患者，初期可进行诱导化疗或靶向治疗，以评估降期和手术可能性。

针对IV期驱动基因阳性患者，一线治疗选择主要是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国内可选药物包括一代、二代和三代TKI。对于肿瘤负荷高、EGFR突变或脑转移的患者，可能考虑靶向治疗与化疗或TKI的联合治疗。若治疗进展，一线治疗后的寡进展患者可以继续接受TKI治疗加上局部治疗，如单一中枢系统进展的患者可以采用TKI加脑部放疗。

总而言之，CACA指南全面覆盖了不同分期肺癌综合诊疗的各个部分。期待这种全面的治疗方法，能够进一步提升肺癌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

随后Tetsuya Mitsudomi 教授进行了主题为“MET诊疗国际新进展”的报告，围绕MET阳性NSCLC治疗国际前沿进展进行了系统的分享。

Tetsuya Mitsudomi 教授首先介绍了MET突变在NSCLC中的发生机制以及其生物学意义，并重点介绍了MET14突变在NSCLC中的研究进展，以及药物研发情况。随后围绕MET TKI的耐药机制，以及目前国际上针对NSCLC耐药治疗的前沿进展进行了阐述。

Tetsuya Mitsudomi 教授表示，在 NSCLC 中，MET 主要通过第 14 号外显子跳跃、扩增激活，较少通过点突变或融合突变激活。而对于 MET 14 突变NSCLC的治疗，临床上已经有药物可以使用了，众多TKI的ORR 在 50%~60%左右，mPFS 在 5~10 个月左右，与其他靶向治疗相比疗效相对要低一些。

而MET TKI治疗的疗效之所以欠佳，且容易出现耐药，原因有很多。一般而言，MET相关蛋白质表达缺乏可能预示着 TKIs 的原发性耐药。同时，频繁发生的共驱动突变也与MET耐药密切相关，但其作用机制尚不明确。此外，作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耐药的重要机制，MET 扩增也是 MET TKI 的靶点，临床上约三分之一的获得性耐药机制是继发性MET突变。D1228和Y1230是I型MET-TKIs后发生二次突变的常见位点，它们对II型抑制剂仍然敏感。然而，临床上MET扩增的定义尚未完全明确，且其他 MET 靶向药物（例如II 型 TKI、双特异性抗体、ADC）的作用有待确定。

最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顾立彦教授、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孟爱宏教授、徐海燕教授以及四川省肿瘤医院尹序德教授，围绕当前NSCLC诊疗的热点话题进行了精彩的讨论。

顾立彦教授主要围绕MET TKI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特别是关于14号外显子跳跃性突变的适应症及其PFS数据。

孟爱宏教授主要围绕MET基因的检测以及MET基因过表达与扩增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孟教授表示，通常情况下，如果存在基因扩增，即基因拷贝数超过常规的两个拷贝，这通常意味着过表达，表明二者呈正相关。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没有扩增，由于启动子的原因也可能导致过表达。但有时，即使存在扩增，也不一定意味着会有过表达的存在，原因可能是基因突变或跳跃性变异等。

徐海燕教授提出了关于MET通路的问题，特别是关于在EGFR-TKI耐药后MET扩增或过表达的情况，同时还询问了关于NGS检测方法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尤其是对于MET扩增的倍数判断。

尹序德教授在探讨过程中提出了关于全程管理、MRD（微小残留病）检测技术的准确性及敏感性、以及这些技术对临床决策的影响的问题。他强调了实验室间检测敏感性和特异性的差异，并询问了MRD检测技术的准确性和在临床上的应用前景。尹教授指出，即使MRD检测结果呈阴性，决定是否继续治疗仍是一个挑战。

NSCLC围手术期及ADC治疗最新进展

会议下半场在赵军教授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胡瑛教授主持下进行。

首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史亮教授带来了主题为“NSCLC围手术期治疗热点争议与突破”的报告分享。报告主要介绍了NSCLC围手术期治疗的两个热点话题，即针对EGFR阳性患者的围手术期治疗和驱动基因阴性患者围手术期治疗的选择。目前，临床关注更多的是EGFR阳性患者围手术期，因为这个领域的临床研究和指南数据更为丰富。

最后，史教授探讨了新辅助免疫治疗的临床应用，特别是CheckMate-816研究的结果。该研究表明，新辅助纳武利尤联合化疗可以改善三年EFS率。尽管这些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数据，但在长期的生存率（OS）方面，仍需进一步的研究和数据。

随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胡瑛教授进行了主题为“NSCLC治疗领域中的ADC药物研究进展”的报告分享。胡瑛教授围绕抗体偶联药物在肿瘤治疗领域的发展历程以及抗体偶联药物用于肺癌治疗的研发现状进行了详细解读。

胡教授表示，ADC药物，作为一种创新疗法，主要包含三个主要组成部分，目标抗原结合的抗体、连接子、以及载荷。在抗体方面，考虑到其半衰期和亲和力等特性，通常选择IgG1类型。连接子方面，分为可裂解和不可裂解两种，以适应不同的治疗需求。载荷通常是小分子，具有高毒性，主要用于增强细胞毒性，目前主要用于拓朴异构酶抑制剂和微管抑制剂。ADC药物的这种独特组合使其在治疗中具有高效性和较小的副作用。

ADC与传统化疗和靶向药物相比，显示出其独特优势。其设计旨在避免对正常细胞的细胞毒性作用，同时具备靶向特性和细胞毒性作用。ADC在治疗窗口和作用机制上相较传统化疗和靶向药物有明显增加。

ADC的发展经历了诸多挑战，从最初的“魔法子弹”概念提出至今，ADC已经走进临床治疗。其中涉及的要素包括与目标抗原结合的抗体、连接子以及载荷。抗体一般选用IgG1类型，考虑到其特性，如半衰期和亲和力。连接子分为可裂解和不可裂解两类，以适应不同治疗需求。载荷通常选择小分子高毒性药物，增强细胞毒性效果。

近年来，多个ADC药物获得批准，表明ADC治疗已正式进入肿瘤治疗舞台。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针对HER2、TROP2和HER3靶点的ADC药物。例如，Dato-DXD在抗肿瘤活性、半衰期和免疫原性方面显示出优势。TROP2靶点在多种实体瘤中高表达，与肿瘤预后相关。

综上所述，ADC药物作为一种新型癌症治疗策略，显示出显著的临床潜力，其独特的作用机制和治疗效果为肿瘤治疗提供了新的方向。期待未来能有更多关于ADC治疗的临床应用数据，以更好地服务于各种患者群体。

最后，安阳市肿瘤医院纪媛媛教授、史亮教授、湖南省直中医院谭亚丽教授、河北中石油中心医院颜晶晶教授围绕NSCLC围手术期治疗以及ADC药物治疗进展进行了激烈讨论。

胡瑛教授提到了关于IA期患者进行EGFR突变检测的意义及其后续治疗的决策。史亮教授强调，虽然IA期患者的EGFR突变检测可能不直接导致辅助治疗决策，但它对于未来治疗方案的选择仍然至关重要。靶向治疗的重要性超越了化疗的选择。史亮教授还分享了临床案例，突出了在不同情况下对治疗方案进行个性化选择的重要性，尤其是在靶向治疗和化疗/放疗之间的决策。

谭亚丽教授提出了关于IIIA期肺癌患者放疗的角色及其与靶向治疗的关系。史亮教授回应，对于多占N2的3A期患者，放疗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选择，尤其是当患者没有接受辅助化疗或放疗时。他强调，治疗方案的选择应基于患者的具体情况，并考虑其治疗历史。

颜晶晶教授在会议上讨论了围绕手术期靶向治疗的问题，她指出，尽管IA期患者合并高危因素后可能不会从化疗中获益，但II至IIIA期患者在辅助化疗方面需要个体化考虑。关于早期肺癌患者的基因检测，尤其是MRD的概念，尽管国内外对此存在争议，她认为MRD检测对预测术后复发非常有益。

最后，胡瑛教授讨论了脑膜转移患者的治疗策略。她提出，在使用三代EGFR抑制剂时，如果患者症状不重，则可能不需要进行鞘内注射。然而，在脑膜转移进展的情况下，增加剂量或加鞘内注射可能是必要的。她还提到，ADC类药物，如针对TROP-2的治疗，未来可能在治疗脑转移和经过多线治疗的EGFR阳性患者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总结

会议最后，赵军教授对本次大会进行了总结，并对各位与会专家表示了感谢。赵军教授表示，本次大会深入讨论了NSLCC MET突变、辅助治疗以及新辅助治疗的问题，强调了个体化治疗的重要性，并提出MRD检测的价值。他认为，MRD检测可以帮助判断患者的复发风险，从而为选择最适合的治疗方案提供指导。他还强调了前瞻性研究的重要性，并期待未来基于MRD的研究结果。赵教授还呼吁通过这样的交流会来分享经验和加强合作。

责任编辑：肿瘤资讯-Yuno
排版编辑：肿瘤资讯-Alin

2023年11月26日

叶开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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嵊州市人民医院 | 呼吸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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