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ASH大会前瞻】复发难治性骨髓瘤新疗法：三抗与体内CAR-T，早期数据有何进展？

PERSEUS｜口头报告 #111^[1,2]
第一作者：Pieter Sonneveld

PERSEUS将709例适合移植的初治患者随机分配至含达雷妥尤单抗（daratumumab，Dara）的D-VRd诱导/巩固及D-R维持，或VRd诱导/巩固及来那度胺维持。VRd由硼替佐米、来那度胺和地塞米松组成，D-R为Dara联合来那度胺。本次更新中位随访81.3个月，整体随机人群的无进展生存期（PFS）结果仍支持含Dara的治疗策略（HR 0.35，95% CI 0.26～0.46）。

研究允许在维持治疗至少24个月、达到完全缓解（CR）或更好且MRD阴性持续至少12个月后，按方案停用Dara；来那度胺维持继续。因此，这一停药分析首先回答的是能否减少Dara这一治疗组分。

D-VRd/D-R组322例进入维持治疗的患者中，236例按方案停用Dara。停药后10例出现疾病进展，29例因失去CR或MRD阴性状态重新开始Dara，其中23例因失去CR、6例因MRD转阳；重新启用前的中位停药时间为17.8个月。停用后仍需按研究流程监测，并在达到规定条件时恢复治疗。

符合相应条件患者的界标分析中，停用Dara组与VRd-R组48个月PFS率为91.4%和75.3%。但患者并未在达到停药条件时重新随机分配至“停Dara”或“继续Dara”，该比较不能直接证明停用与持续用药等效或非劣。整体安全性与主要分析一致，延长随访未发现新的安全性信号；摘要没有提供停Dara与继续Dara之间的随机安全性比较。

标准危患者停维持研究｜壁报 #2244^[3]
第一作者：Sam Holt

这项前瞻性、非随机研究纳入标准危细胞遗传学的骨髓瘤患者。患者已接受一线治疗，通常完成至少24个月维持；少数因不良反应提前结束维持、但已达MRD阴性者也可入组。50例患者分别进入MRD阴性停维持组26例、MRD阴性继续维持组9例，以及MRD阳性继续维持组15例。

研究每3个月进行血液检测，每12个月用下一代流式细胞术检测骨髓MRD。36例完成24个月随访；该时间点可分析的MRD阴性停药组为19例，继续维持组为6例。

停维持组24个月MRD阴性比例为78.9%（95% CI 56.7%～91.5%），继续维持组为83.3%（95% CI 43.6%～97.0%）。两组差异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但样本量小、置信区间宽，且治疗选择未经随机分配，不能据此得出停维持不劣于继续维持的结论。

两组共5例失去MRD阴性，变化均出现在前12个月；其中仅1例在重启维持之外还需进一步治疗。这些观察说明停药后的连续监测很重要。摘要未给出足够的分级不良事件和生活质量结果，尚不能量化停药带来的毒性或生活质量变化。

持续MRD阴性24个月队列｜口头报告 #626^[4]
第一作者：Zachary M. Avigan

第三项研究回顾了430例MRD与影像学均持续阴性至少24个月的患者，中位随访78个月。303例在不同时间停止治疗。研究者结合基因组风险、国际分期系统（ISS）分期和MRD检测方法，分析后续复发风险。

基因组高危、ISS Ⅲ期，以及MRD阴性仅经流式确认而没有二代测序（NGS）确认，均与较高复发风险相关。没有这些特征的172例构成研究定义的“超低危”亚组。这是队列内的风险划分，尚不是前瞻性验证的通用停药标准。

在停止治疗后的观察中，整体5年复发风险估计值为16%，超低危患者为2.6%。超低危停药患者的具体人数未在摘要中单列，2.6%应作为该回顾性分析的风险估计值理解。检测方法与复发的相关性，也不能直接解释为某种检测技术本身造成风险差异。

71例停药后出现MRD再次可检出，其中38%随后自行转回阴性，24%在中位39个月随访中复发。这提示一次MRD变化与临床复发并不完全等同，但如何据此调整治疗仍需前瞻性研究。另有11例进行了纵向骨髓免疫分析，样本量不足以建立可直接应用的免疫分层工具；本摘要也未提供完整的停药安全性比较。

目前，“MRD阴性后可以停药”仍是一个过宽的说法。PERSEUS讨论减少Dara组分，小样本研究观察停止维持，回顾性队列尝试寻找停药后的风险差异。三项结果都需要连同停药条件、停药范围和后续监测一起阅读，不能拼成统一的临床停药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