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厌食-恶病质综合征(CACS)的预后差异悬殊,诊断和干预时机直接影响患者生存。UTCCS分期系统基于BMI、血清白蛋白、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和静息心率四项常规参数,将恶病质分为I至III期,分期越晚,生存期越短,为“治疗窗口前移”提供了量化依据。与此同时,Cancer Cell 2026提出的“肿瘤-微环境-宏环境三角调控模型”揭示,骨骼肌、脂肪、肝脏、中枢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之间相互正反馈放大,单一干预点容易被其他通路补偿,这决定了CACS治疗必须走向多节点、动态调整的分层策略。围绕如何利用UTCCS建立标准化早筛流程、面对“系统性崩塌”如何分层治疗,以及以醋酸甲地孕酮为代表的药物早期介入如何与抗肿瘤治疗同步启动,【肿瘤资讯】特别专访云南省肿瘤医院谢琳教授,结合最新分期工具与机制研究,探讨CACS从早期识别到精准施治的临床路径。
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教授
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兴滇英才名医
云南省医学学科带头人
云南省中青年学术科技带头人
美国Emory 大学医学院肿瘤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云南省抗癌协会肿瘤内科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云南省转化医学会消化肿瘤分会主任委员
CACA胃癌专委会委员,胃部肿瘤整合康复专委会委员,中西医整合神经内分泌肿瘤委员会,胰腺癌专委会常委,抗肿瘤药物委员会委员
CSCO胆道专委员会委员,肿瘤营养治疗专委会委员,神经内分泌肿瘤专委会委员
近5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项和云南省级重点基金等共计8项
获云南省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二 ,三等奖及云南省卫生科技成果奖6项
以第一作者或通信作者发表论文60余篇,其中SCI收录26篇;出版以主编,副主编身份出版专著或教材6部,参编4部;研究成果申请国家专利并获授权6项(其中发明专利5项,实用新型专利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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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UTCCS分期系统数据显示,I期恶病质患者中位OS是12.7个月,而III期难治性恶病质患者中位OS仅3.5个月,这种生存差异是否意味着肿瘤厌食-恶病质综合征(CACS)的诊断和干预时机非常关键?临床医生应如何利用UTCCS建立标准化的早筛流程?
谢琳教授:UTCCS(University of Texas Cancer Cachexia Staging)是由德克萨斯大学开发的新型恶病质分期模型,基于四个简便临床参数——BMI、血清白蛋白、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和静息心率——将恶病质分为I、II、III期。在一项纳入110例III/IV期癌症患者的前瞻性研究[1]中,I期中位OS为12.7个月,II期为7.1个月,III期仅3.5个月(p=0.047),生存差异具有统计学显著性。III期患者同时表现出更低的ECOG体能状态评分、更高的炎症水平、更差的营养食欲评分(SNAQ)和更低的骨骼肌指数。这一数据表明,UTCCS的分期并非简单的描述性分类,而是具有明确的预后判别能力——分期每进展一级,生存期缩短近一半,这为“窗口前移”的紧迫性提供了量化依据。
UTCCS的四项指标,BMI、白蛋白、NLR、静息心率,均为常规临床可获取的参数,无需额外复杂检测。这意味着UTCCS具备嵌入日常诊疗流程的先天条件。CSCO指南建议,对于确诊恶性肿瘤的患者,首次就诊时即需进行CACS筛查,通过体重监测、食欲评估及炎症指标检测初步判断风险,对疑似患者进一步完善骨骼肌量评估和营养代谢指标检测,明确分期。结合UTCCS,可在这一流程中引入NLR和静息心率的常规检测,使分期判断更具可操作性。
对于建立早筛流程,我有三点核心建议:
1) 首次就诊即筛查:将UTCCS四项参数纳入肿瘤患者初诊常规评估,而非等到体重明显下降后再评估。
2) 动态监测:对恶病质前期(体重下降≤5%)患者,每2-4周动态监测体重、BMI和NLR变化,捕捉向恶病质期转化的早期信号。
3) 多学科联动:将筛查结果与营养科、康复科联动,对I期患者即启动预防性干预,而非等到III期才被动应对。
UTCCS目前仍需在更大样本量的前瞻性队列中进一步验证其普适性,现有验证研究纳入110例患者,来自单一机构,未来需要多中心数据支持其在不同癌种和人群中的适用性。同时,国内临床实践中对恶病质的标准化评估工具的使用率仍然偏低,ESMO指南推荐使用的PG-SGA、NRS-2002等工具在基层医院的普及程度有限。这意味着UTCCS的推广不能仅依靠工具本身,还需要配套的培训体系和信息化支持,例如在电子病历系统中嵌入自动计算的评分模块,将四项参数的结果直接生成分期建议,降低临床医生的操作负担。此外,可将UTCCS分期与已有筛查工具形成“初筛-分期”的两步路径:先用PG-SGA简表快速识别高风险患者,再对高风险者启动UTCCS分期,实现分层递进的高效筛查。
Q2. Cancer Cell 2026提出的"肿瘤-微环境-宏环境三角调控模型"显示,骨骼肌、脂肪、肝脏、CNS、免疫相互正反馈放大,这意味着任何单一干预点都会被其他通路补偿。面对这种"系统性崩塌"疾病,临床中应如何进行分层治疗?
谢琳教授:俄克拉荷马大学李敏教授团队2026年发表于Cancer Cell的研究[2]首次描述了恶病质和厌食症的“三角调控理论”:癌细胞募集并激活巨噬细胞,巨噬细胞通过GDF15调动中枢神经系统,形成“肿瘤→巨噬细胞→GDF15→CNS”的三重级联反应。GDF15的受体位于脑干,其过度产生直接驱动食欲抑制和能量代谢紊乱,构成一个持续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研究还发现,肿瘤微环境中巨噬细胞是GDF15的主要产生细胞,阻断GDF15的抗体在小鼠实验中能有效减轻恶病质和厌食症状,目前一项针对GDF15的三期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我们中心也参与其中。
这一模型直接解释了为什么单纯营养支持或单一靶点药物难以奏效,干预一个节点,其他节点会通过正反馈补偿。例如,即使改善食欲增加了能量摄入,GDF15对中枢神经系统的持续刺激仍会维持高代谢状态;即使阻断某一炎症因子,巨噬细胞的持续激活仍会通过其他通路驱动肌肉分解。李敏教授也指出,“三角关系中的三个参与者会随着时间而改变,而且可能存在多个三角关系同时运作”[2]。这意味着干预策略必须是多节点、动态调整的。
对于分层治疗的基本框架:
1) 按UTCCS分期分层:I期以营养干预+动态监测为主,目标是维持体重和肌肉量;II期引入药物干预(如孕酮类改善食欲、抗炎治疗),联合营养支持;III期需综合管理,包括姑息性药物、症状控制和功能康复。
2) 按驱动通路分层:对于以GDF15-CNS通路为主导的患者(表现为严重厌食、早饱感突出),可考虑GDF15靶向治疗(在临床试验中);对于以系统性炎症为主导的患者(NLR升高、CRP升高),抗炎策略更为关键。
3) 动态调整:三角模型的“动态性”意味着治疗反应需要定期评估,根据炎症指标、食欲评分、肌肉量变化及时调整方案,而非固定不变的“一站式”方案。
当前临床中最具可操作性的分层工具仍是基于炎症和营养状态的复合指标。改良格拉斯哥预后评分(mGPS)联合全身免疫炎症指数(SII)已被研究证实对肿瘤相关恶病质具有早期识别价值。恶病质指数(CXI),基于血清白蛋白和NLR构建,在识别亚洲恶病质工作组(AWGC)定义的恶病质中显示出良好效能(AUC 0.740)。这些工具的共同特点是:所需指标均为常规血检项目,无需额外检测成本,适合在基层推广。在临床实践中,可先用这些复合炎症指标对患者进行风险分层,再结合UTCCS的BMI、白蛋白、NLR、静息心率四项参数确定分期,形成“炎症分层+分期定位”的双重框架。对于炎症指标显著升高的患者,即使尚未达到恶病质诊断标准,也应纳入密切监测和早期干预的范围。
Q3. 一旦通过UTCCS系统评估患者已处于恶病质前期或厌食高危状态,应该如何与肿瘤治疗同步启动?以醋酸甲地孕酮为代表的药物,其早期介入对于阻断这一全身恶性循环具有怎样的意义?
谢琳教授:CACS干预不应与抗肿瘤治疗割裂为两个先后阶段,而应在确诊恶病质前期或厌食高危状态时,即与抗肿瘤方案同步启动。2025版CSCO指南更新将肿瘤相关厌食纳入诊疗范畴,旨在通过这一早期预警信号实现更早的恶病质预判与诊断,从而为早期干预创造有利条件,建议临床医生更加关注肿瘤相关厌食这一早期预警信号。
醋酸甲地孕酮是目前多部国内外指南推荐的一线药物,其核心作用是刺激下丘脑摄食中枢,增加食欲和摄食量。2025版CSCO指南将其列为CACS的I级推荐方案。值得关注的是,新一代临床试验的设计思路已经转向“早期支持性干预”而非“挽救治疗”,例如,一项针对晚期胰腺癌的临床试验明确将纳米晶醋酸甲地孕酮定位为“treatment-naïve患者中的早期支持性干预,而非挽救治疗”,另一项针对局部晚期肝细胞癌的三期研究也纳入了恶病质前期或恶病质期的患者。这些设计转变本身说明,学术界已认识到醋酸甲地孕酮在恶病质早期介入的价值远大于晚期补救。
从三角调控模型的视角来看,醋酸甲地孕酮的早期介入至少在三方面发挥作用:
1) 中断“厌食-摄食不足-炎症加重”的前馈回路:早期改善食欲可防止因摄食不足导致的系统性炎症加剧,避免患者过早滑向恶病质期。
2) 为抗肿瘤治疗争取时间窗口:恶病质前期患者体能状态尚可,早期启动药物干预有助于维持体重和肌肉量,使患者能够耐受足量、足疗程的抗肿瘤治疗,而非因体能下降被迫减量或中断。
3) 与抗肿瘤治疗形成协同:CACS干预与抗肿瘤治疗同步进行,可使营养代谢状态在肿瘤控制的同时得到维护,形成“肿瘤控制+代谢维护”的双轨管理,而非等到肿瘤进展后再处理恶病质。
早期干预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机制层面,已有研究提供了生存获益的直接证据。一项2024年发表在CSCO年会的报告指出,CACS能直接导致约20%-30%的肿瘤患者死亡。研究显示,早期对肿瘤患者进行CACS干预,可以显著提高生活质量并增加患者的生存获益。
甲地孕酮的早期介入已有较为明确的生存获益证据,例如在晚期结直肠癌患者中,化疗期间联合早期营养支持和甲地孕酮的患者中位OS为19.1个月,显著优于对照组的12.4个月(P=0.022)[3]。日本一项全国29家机构参与的前瞻性临床研究(SPIRAL-ANA)[4]也显示,使用恶病质治疗药物后约七成患者在12周时恶病质得到改善,且改善者的生存期显著长于未改善者,进一步支持了“改善恶病质可以改善预后”的临床逻辑。这些证据共同说明,将CACS干预从“晚期补救”前移至“早期同步启动”,不仅是一种理念上的进步,更有临床数据支撑其能够带来实质性的生存获益。
注:视频中提及尚在研发、筹划研究的药物,因还未获批上市,仅供学术探讨,不构成临床用药建议。
视频中提及的甲地孕酮为处方药物,请遵医嘱使用。
1.Harshit Khosla et al. Correlation of University of Texas Cancer Cachexia Staging (UTCCS) with clinical variables of systemic inflammation, nutritional status, and physical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cancer cachexia. J Clin Oncol 44, 12046-12046 (2026). DOI: 10.1200/JCO.2026.44.16_suppl.12046.
2. Shi X, et al. Tumor-immune-neural circuit disrupts energy homeostasis in cancer cachexia. Cancer Cell. 2026 May 11;44(5):949-964.e6. doi: 10.1016/j.ccell.2026.01.014.
3. Dobrila-Dintinjana R, et al. Nutritional support in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during chemotherapy: does it work? Hepatogastroenterology. 2013 May;60(123):475-80. doi: 10.5754/hge12710. PMID: 23108082.
4. Morimoto K, et al. A P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Study of Anamorelin During Chemoimmunotherapy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With Cachexia (SPIRAL-ANA). J Cachexia Sarcopenia Muscle. 2026 Aug;17(4):e70340. doi: 10.1002/jcsm.70340.
排版编辑:肿瘤资讯-Y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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