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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级预防到长期获益:秦双教授谈乳腺癌筛查策略、精准治疗与骨健康长期管理

08月07日
整理:肿瘤资讯
来源:肿瘤资讯

乳腺癌是女性常见恶性肿瘤之一,疾病负担持续较重;同时,它也是能够通过规范筛查、精准分型与系统综合治疗显著改善结局的肿瘤类型。随着诊断技术以及靶向治疗、内分泌治疗、免疫治疗和抗体偶联药物(ADC)等治疗手段不断演进,乳腺癌管理正由单点干预走向覆盖风险评估、筛查早诊、精准治疗、康复随访与长期支持治疗的连续路径。骨健康管理及骨转移微环境调控,也日益成为延长生存、维持功能和改善生活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乳腺癌三级预防与筛查策略、当代治疗体系的核心转变,以及长期生存管理与骨健康保护,【肿瘤资讯】特邀河南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秦双教授结合临床实践与最新循证证据,系统解读乳腺癌全程管理理念的升级方向。

秦双
主任医师 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河南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乳腺甲状腺外科主任
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微循环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甲状腺学组常务委员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河南省医师协会甲状腺及甲状旁腺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河南省科技协会甲状腺及甲状旁腺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河南省医学会外科学会常务委员
河南省医学会甲状腺外科学会常务委员
河南省医学会乳腺病学分会常务委员
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甲状腺疾病分会常务委员
河南省健康管理协会女性乳房管理协会常务委员
河南省临床肿瘤学会甲状腺肿瘤学会常务委员
河南省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库成员
新乡市医学会普通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
新乡市医学会乳腺甲状腺分会副主任委员
新乡市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

三级预防是乳腺癌全程管理的基础,筛查应在“不足”与“过度”之间实现风险适配

秦双教授:乳腺癌管理前移,首先体现在风险识别与规范筛查。乳腺癌虽然发病负担较重,但也是能够通过早诊和规范综合治疗显著改善结局的肿瘤类型。若患者确诊时已进入局部晚期或转移阶段,治疗路径往往更为复杂,经济压力、身心负担和生活质量影响也会同步增加。因此,筛查的意义并不只是“发现肿瘤”,更重要的是尽可能前移诊断窗口,为患者争取更早分期、更适宜的治疗强度和更长期的生存获益。

从全程管理角度看,乳腺癌预防应被理解为贯穿疾病不同阶段的连续工作。一级预防侧重风险因素管理和健康生活方式,包括体重控制、规律运动、减少酒精摄入,并关注生育相关因素、激素暴露以及家族遗传风险等;二级预防强调筛查与早诊,合理应用乳腺X线摄影、超声、乳腺MRI等手段,提高可疑病变的发现效率;三级预防则延伸至确诊后的复发转移风险控制、并发症防控、长期随访和康复管理。也就是说,乳腺癌预防并不是患病前的单一环节,而应嵌入患者管理全过程。

公众层面尤其需要改变“有症状再检查”的观念。乳腺筛查不应等到摸到肿块、出现疼痛或皮肤改变时才启动。国际筛查策略也在持续更新,例如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USPSTF)在2024年建议,40至74岁女性每两年接受一次乳腺癌筛查,以降低乳腺癌死亡风险[1]。但筛查政策不能简单照搬,仍需结合本土人群发病特征、医疗资源、风险分层和可及性来制定。针对中国乳腺癌筛查和早诊项目的系统评价与Meta分析也提示,不同筛查模式在癌症检出率、早期癌检出比例、筛查覆盖和随访管理等方面存在差异,后续仍需在规范化和连续性上持续提升[2]

在临床实践中,还需要在筛查不足与筛查过度之间把握平衡。一方面,高危人群不能因筛查意识不足而延误诊断;另一方面,低风险人群也不应承受不必要的检查焦虑和医疗成本。更理想的模式,是基于年龄、家族史、遗传风险、乳腺密度、既往乳腺疾病史等因素进行风险适配。对于致密型乳腺或高危人群,单一检查可能存在局限,可根据风险评估考虑超声、乳腺MRI等补充评估;但无论采用何种检查组合,都应服务于明确的临床决策,而非简单叠加检查项目。

治疗决策从“以手段为中心”转向“以分型与长期获益为中心”,多策略协同重塑治疗目标

秦双教授:当前乳腺癌治疗最显著的变化,并不只是新药数量增加,而是治疗决策逻辑发生了根本转变——从以治疗手段为中心,转向以分子分型、疾病阶段、患者特征和长期获益为中心。乳腺癌具有明显异质性,激素受体阳性、HER2阳性和三阴性乳腺癌在生物学行为、复发节律、治疗敏感性和耐药机制上均存在差异。因此,现代乳腺癌治疗已不再是手术、放疗、化疗的线性组合,而是进入内分泌治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ADC等多策略协同的阶段。

治疗选择的丰富化,使不同分型患者拥有了更细化的治疗路径。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仍以内分泌治疗为基础,但CDK4/6抑制剂、PI3K/AKT/mTOR通路抑制剂以及新型SERD等药物不断重塑耐药后的治疗顺序;HER2阳性乳腺癌已从单一抗HER2治疗,发展到双靶、TKI和HER2 ADC并行的时代;三阴性乳腺癌也随着免疫检查点抑制剂、PARP抑制剂和TROP2 ADC的应用,逐步摆脱单纯依赖化疗的局限。ESMO转移性乳腺癌指南和ABC 6/7国际共识均强调,晚期乳腺癌治疗应综合肿瘤生物学特征、既往治疗、症状负担、合并症、患者偏好和药物可及性等因素进行个体化决策[3-4]

但治疗工具越多,越需要避免“一味加码”。临床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包括:哪些患者需要强化治疗,哪些患者可以适度降阶梯?何时应优先追求快速缓解,何时应把长期耐受性放在更靠前的位置?在不同治疗阶段,总生存(OS)、无进展生存(PFS)、生活质量、给药便利性和经济可负担性应如何排序?对于早期患者,治疗目标是尽可能实现治愈,同时减少过度治疗和长期毒性;对于晚期患者,治疗目标则应聚焦延长生存、缓解症状、维持功能与生活质量,而不应仅以短期影像学缩小作为唯一尺度。

因此,乳腺癌治疗体系的升级,本质上是治疗目标的升级。临床管理需要同步回答“肿瘤是否被控制”“毒性是否可管理”“患者功能是否被保留”“长期获益是否可持续”几个关键问题。真正高质量的治疗,未必是最复杂或最强的方案,而应是与患者当前疾病状态、治疗目标和长期生活需求最匹配的方案。

长期生存管理需贯通预防、治疗与支持治疗,骨健康及骨微环境调控不容忽视

秦双教授:随着早筛早诊和系统治疗水平不断提高,乳腺癌患者正在越来越多地进入长期生存阶段。美国癌症治疗与幸存者统计数据显示,乳腺癌患者5年相对生存率已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75%提升至当代人群数据中的91%[5]。这提示我们,乳腺癌管理不能停留在诊断和治疗当下,还应延伸到复发风险管理、慢性毒性防控、功能恢复、心理社会支持和生活质量维护。

近年针对长期乳腺癌幸存者临床实践指南的系统综述指出,患者可能长期面对疼痛、淋巴水肿、骨质疏松、认知问题、焦虑抑郁、性健康和重返工作等多维挑战,而现有指南对部分长期需求的覆盖仍不充分[6]。因此,未来优化的关键之一,是把乳腺癌管理做成真正的全流程闭环:高危人群阶段需要风险评估和个体化筛查;早期诊断后需要规范局部治疗和辅助治疗;完成主要治疗后需要长期随访、症状管理、康复和心理支持;进入复发转移阶段,则需要依据疾病变化动态调整系统治疗,并同步强化支持治疗和生活质量管理。

骨健康是这一长期管理框架中不应被忽视的一环。早期患者在接受长期芳香化酶抑制剂(AI)、卵巢功能抑制联合AI等治疗时,可能面临骨量下降和骨折风险增加,因此有必要前瞻性开展骨密度监测、骨折风险评估、钙和维生素D管理,并在需要时启动抗骨质疏松治疗。对于晚期患者,骨转移更是影响活动能力、生活质量和系统治疗连续性的关键问题。病理性骨折、脊髓压迫、骨放疗和骨手术等骨相关事件(SRE)一旦发生,往往会显著增加患者负担,并可能打断既定抗肿瘤治疗节奏。因此,临床评估中除结合症状、实验室指标及骨显像、PET/CT、MRI等检查外,也应重视CT骨窗对骨质破坏、硬化性病灶及骨结构稳定性的显示价值,为骨转移诊断、疗效评估和局部干预决策提供更充分依据。

对于发生骨转移的患者,骨保护治疗应被纳入综合治疗方案。既往乳腺癌骨转移患者头对头III期研究显示,与唑来膦酸相比,地舒单抗可显著延迟或预防骨相关事件发生,使首次SRE发生风险降低18%,首次及后续多次SRE发生风险降低约23%[7]。三项III期研究整合分析进一步显示,地舒单抗可将首次SRE中位发生时间延长至27.7个月,较唑来膦酸组19.5个月推迟约8.2个月[8]。这些证据表明,骨保护治疗不应被视为附属措施,而是帮助患者维持活动能力、保障系统治疗连续性的基础支持之一。

值得关注的是,骨转移微环境正成为新的研究切入点。2025年发表于Cancer Cell的研究提示,骨转移可通过破骨细胞来源的骨桥蛋白(OPN)在全身层面诱导免疫抑制状态,从而削弱骨外病灶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反应;靶向破骨细胞或OPN通路可能恢复免疫治疗敏感性[9]。这一发现为RANKL/RANK通路抑制、骨微环境调控与系统治疗协同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作为RANKL抑制剂,地舒单抗在骨保护之外的潜在免疫协同价值,也值得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探索。

总体而言,未来乳腺癌综合管理应进一步打通预防筛查、精准治疗、支持治疗、骨健康管理与患者教育。只有把单点干预转化为连续管理,才能在延长生存的同时,更好地帮助患者保留功能、减轻负担,并获得更有质量的长期生存。


参考文献

[1] US Preventive Services Task Force. Breast Cancer: Screening Recommendation, 2024.
[2] Li M, Wang H, Qu N, Piao H, Zhu B. Breast cancer screening and early diagnosis in Chin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n 10.72 million women. BMC Women’s Health. 2024;24:97.
[3] ESMO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 ESMO Living Guideline.
[4] Cardoso F, et al. 6th and 7th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advanced breast cancer. The Breast. 2024;76:103756.
[5] Wagle NS, Nogueira L, Devasia TP, et al. Cancer treatment and survivorship statistics, 2025. CA Cancer J Clin. 2025.
[6] Pimentel-Parra GA, et al. Systematic review of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long-term breast cancer survivorship: assessment of quality and evidence-based recommendations. Br J Cancer. 2025.
[7] Stopeck AT, Lipton A, Body JJ, et al. Denosumab compared with zoledronic acid for the treatment of bone metastases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breast cancer. J Clin Oncol. 2010;28:5132-5139.
[8] Lipton A, Fizazi K, Stopeck AT, et al. Superiority of denosumab to zoledronic acid for prevention of skeletal-related events: combined analysis of three pivotal phase III trials. Eur J Cancer. 2012;48:3082-3092.
[9] Cheng JN, Jin Z, Su C, et al. Bone metastases diminish extraosseous response to checkpoint blockade immunotherapy through osteopontin-producing osteoclasts. Cancer Cell. 2025;43:1093-1107.e9.

责任编辑:肿瘤资讯-Ke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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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月12日
叶建蔚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 肿瘤内科
新的靶点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