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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NSCLC ADC治疗新格局：段建春教授谈分层决策与安全管理

07月02日

编译：肿瘤资讯

来源：肿瘤资讯

随着抗体偶联药物（ADC）药物在肺癌领域的持续探索，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后线治疗正在迎来新的选择。不同靶点、不同作用机制以及不同既往治疗背景下的患者人群，也让ADC的临床应用更加依赖精准筛选和个体化判断。近日，【肿瘤资讯】特邀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段建春教授，围绕晚期NSCLC ADC治疗选择、序贯布局及安全性管理等话题进行深入分享。

段建春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肿瘤内科
主任医师肿瘤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入选首届“国家优秀青年医师”
CSCO理事
CSCO肉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CSCO非小细胞肺癌专家委员会常委
CSCO免疫治疗专家委员会常委
CSCO小细胞肺癌专家委员会常委
中国医师协会肿瘤多学科诊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总干事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肿瘤罕见靶点精准诊疗专委会主任委员
北京医学奖励基金会肺癌医学青年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北京肿瘤学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常委
北京癌症防治学会肺癌免疫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委
北京医学会肿瘤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
教育部“创新团队”骨干成员
国自然青年基金，国自然面上项目获得者
荣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21 年度茅以升科学技术奖“北京青年科技奖”
长期致力于肺癌为主的胸部肿瘤的规范化个体化多学科综合治疗及转化研究。

分层决策：ADC后线治疗的选择依据

段建春教授：目前来看，肺癌治疗已经经历了化疗、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阶段，现在正进入以ADC、双抗等新型药物为代表的治疗时代。肺癌领域的新药研发通常会经历从后线到前线，再向更早期阶段不断前移的过程，包括围术期治疗以及局晚期患者巩固治疗等。目前，ADC药物也正在这些方向上开展大量探索。

对于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后线治疗而言，ADC药物的临床选择首先需要回到患者既往治疗背景和耐药模式。不同耐药人群的疾病生物学特征不同，适合探索的ADC靶点和治疗策略也有所差异。因此，目前ADC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中的探索，大体可以从两类人群来看。

第一类是驱动基因阳性患者，尤其是EGFR突变患者在TKI治疗进展后的后续治疗选择。在这一人群中，TROP2 ADC是较受关注的探索方向，其中来自国内企业的芦康沙妥珠单抗具有代表性。早期研究显示，在既往靶向药物和含铂双药化疗均治疗失败的患者中，芦康沙妥珠单抗较单药多西他赛显示出明显优势。近期公布的研究进一步提示，在一代或三代EGFR-TKI耐药后的患者中，芦康沙妥珠单抗相较含铂双药化疗，在PFS、OS以及ORR等方面均带来提升。这些结果提示，芦康沙妥珠单抗在驱动基因阳性、尤其是EGFR突变TKI耐药后人群中，具有一定的后线治疗价值。

从机制角度看，TROP2 ADC在这一人群中展现出较好疗效，可能也与EGFR突变耐药后的生物学特征有关。前期基础研究提示，EGFR突变耐药后的肿瘤细胞可能呈现出更有利于ADC内吞的生物学特征。这为相关ADC药物在该人群中的高效应用奠定了机制基础。当然，靶向药耐药后仍有多种ADC药物正在开展探索，也有一些药物取得了不错疗效。对于临床选择而言，我认为仍然应该以阳性的循证医学证据为基础，结合不同药物的研究结果和适用人群进行判断。

第二类是驱动基因阴性患者，尤其是免疫治疗或免疫联合化疗进展后的后线治疗探索。近年来，针对不同靶点ADC药物的临床研究结果陆续公布。今年ASCO上公布的HLX43就是其中一个代表。作为国内企业自主研发的创新ADC药物，HLX43具有独特的作用机制，除了针对PD-L1靶点外，还可能对局部免疫微环境产生一定改善作用。

从目前公布的数据来看，HLX43在驱动基因阴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免疫或免疫联合化疗耐药后，展现出较为积极的疗效，尤其是在晚期肺鳞癌患者中值得关注。肺鳞癌患者可选择的治疗方式相对有限，即使进入免疫治疗时代，这部分患者的预后改善仍然不够理想。而HLX43在三线及以上晚期肺鳞癌患者中的数据较为亮眼，也为这一人群提供了新的治疗可能。

未来，随着更多ADC临床研究结果的公布，我们可能会根据不同靶点、连接子、载荷毒素以及患者既往治疗背景，进一步实现更加差异化的药物选择。如果这些ADC药物能够在后线治疗中持续证实疗效，将为肺癌患者带来更多可选择的治疗武器，也为后续治疗序贯提供更多可能。

理安全护航：ADC相关间质性肺疾病风险管

段建春教授：不同类型ADC药物的不良反应谱存在较大差异，这确实是目前临床中面临的一个难题，其中间质性肺炎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风险之一。前期基础研究提示，不同靶点ADC药物在肺部聚集以及被巨噬细胞吞噬的情况可能存在差别，而这也可能与间质性肺炎的发生有关。从既往研究来看，通过剂量调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相关风险。因此，对于不同ADC药物，临床需要结合其各自的不良反应特点进行判断，现在也有越来越多专家和专家共识开始关注ADC药物相关不良反应，并通过共识性内容给临床医生提供更多提示。

目前，很多ADC临床研究仍在进行中，研究通常会对患者基础肺功能、既往是否存在间质性肺改变等设置较为严格的入组要求。ADC药物进入体内后，可能在肺部出现一定程度的聚集，并通过旁观者效应对正常肺泡组织产生影响，从而增加间质性肺炎发生风险。因此，在真实临床中，对于肺功能基础较差或既往存在肺部疾病的患者，用药前的精准评估尤为重要。

至于目前是否已经有可以直接用于临床实践的风险预测模型，我认为还没有非常明确的答案。现阶段，我们更多还是根据患者的基础肺功能，以及既往是否存在慢阻肺、间质性肺病等病史进行综合判断。对于肺功能基础较差、既往存在间质性肺改变，或曾在治疗过程中发生间质性肺炎的患者，无论是放射性肺炎，还是免疫治疗相关肺炎，后续选择ADC药物时都需要格外谨慎。

同时，还需要结合不同ADC药物本身的不良反应特点进行判断。对于间质性肺改变风险较高的患者，尤其是某些ADC药物在临床前研究或临床研究中已显示出较高间质性肺炎发生率时，临床选择应更加慎重。未来，我们也期待更多临床研究和临床前数据，为高风险患者筛选和治疗选择提供依据，帮助临床更好地平衡ADC药物的疗效与安全性。

总结

ADC药物为晚期NSCLC后线治疗带来更多选择，也使临床更需要结合患者既往治疗背景、耐药模式和安全性风险进行综合判断。临床应结合既往治疗背景、耐药模式、靶点特征和循证证据选择ADC；同时重视间质性肺疾病等风险评估，在疗效获益与治疗安全之间取得平衡。

责任编辑：肿瘤资讯-Nydia
排版编辑：肿瘤资讯-Sj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