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2026年CACA南部整合肿瘤学大会在武汉顺利举办。本次大会由中国抗癌协会主办，同济医院联合湖北省抗癌协会共同承办，以“肿瘤防治，赢在整合”为核心主题，旨在补齐基层肿瘤诊疗短板，搭建起南方地区的肿瘤学术交流与协作平台。会议期间，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胸外科主任陈海泉教授接受了我们的专访。陈海泉教授结合临床实践与研究，深入剖析了当前肺结节良恶性鉴别诊断面临的主要挑战，阐述了针对不同高低危人群的个体化筛查策略，分享了通过多学科整合推动亚肺叶切除、选择性淋巴结清扫等精准保功能外科技术的发展，并对近期重磅临床研究结果对早期肺癌围手术期综合治疗策略的启示进行了深度解读。
请您结合临床，谈一谈当前肺结节良恶性鉴别诊断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陈海泉教授：肺癌在中国的筛查是非常普及的。这十几年来，我们看到了两种现象：一种是过度筛查，另一种是筛查不足。过度筛查，即在没事的情况下反反复复做CT。筛查不足即该筛查的没有去做。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主要挑战是如何鉴别结节的良恶性。
过去我们常说肺部“肿块”，肿块相对容易诊断，影像学如果无法明确，还可以进行穿刺。而现在我们多称为“结节”。过去3公分以下的病变都叫结节，现在我们探讨的大多是几毫米的微小结节。尤其在疫情结束以后，人工智能（AI）在筛查中的广泛应用，给临床医生和患者带来了很多烦恼。我们经常在临床上遇到患者拿着CT报告来咨询，显示双肺多发2-3毫米的结节。在过去，放射科诊断医生出报告时，通常不会主动写这种微小结节。但随着人工智能的普及，它基本上都会在报告中呈现出来。实际上，要诊断出这部分结节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是非常困难的。除了徒增一些心理烦恼以外，过度关注这些微小结节并没有益处。但是一旦查出来的东西确实有问题，也千万不要放弃或忽略它，避免造成筛查不足。
另外，我们要把筛查的层次划分清楚：
对于重度吸烟、高年龄的传统高危人群，国际指南推荐每一到两年做一次CT。做完以后，一定要找专家仔细看，如果没有问题，就按照正常的筛查推荐继续进行；如果有问题，则要搞清楚它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对于年轻女性、不吸烟等传统的非高危人群，我们推荐低龄低频的筛查方案。如果筛查没有发现问题，可以间隔很长时间，甚至5年到10年，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再做第二次。如果筛查出问题，则要明确区分是毛玻璃结节还是实性结节。
如果是纯毛玻璃结节，尤其是1公分以下的，可以一年以后再行复查。目前指南依然要求6个月复查，但对于纯毛玻璃结节而言，其实一年完全可以。这部分患者即便有进展，也不会那么快。此外，纯毛玻璃结节在这一特殊阶段诊断的紧迫性并不高，今年处理、明年处理、甚至后年处理，患者的预后都是一样的。但是，对于混合性毛玻璃结节，我们推荐3到6个月去做复查；对于小的实性结节，我们也推荐尽早复查。如果能够做穿刺活检，应当尽快进行以明确诊断。因为微小的实性结节一旦是肺癌，往往代表其肿瘤生物学特性不同，进展比较快，比较具有侵袭性，所以我们应当尽快将这部分患者区分出来。不管是筛查还是治疗，都绝非一句话能够概括，必须是一个高度个体化的决策。
您认为应该如何借助整合医学理念实现精准分层，在避免过度治疗和防止延误治疗之间找到平衡？整合医学在肺结节全程管理中又有哪些独特的价值？
陈海泉教授：我们一直在践行整合医学这一理念。整合医学的核心，就是一定不能单凭某一个学科、某一个个人或某一种方法。我们提倡整合影像科、外科、病理科以及介入科医生，共同把早期肺癌的诊治水平推上一个很大的台阶。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们早期肺癌的个体化治疗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在全世界拥有很大的话语权，就是因为我们的整合理念比较领先，整合了各个学科的优势。这也是我们整合概念在早期肺癌的个体化诊治方面的一个成功的典范。
您在本次大会上分享了早期肺癌外科治疗的新理念。请您谈一谈，整合肿瘤学理念是如何推动早期肺癌外科从“最大化切除”向“精准化保功能”转型的？
陈海泉教授：这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过去，无论是指南要求还是临床标准治疗，早期肺癌的手术方式都是肺叶切除加淋巴结清扫。直到最近5年的时间里，才逐渐出现了关于亚肺叶切除的新证据。作为外科医生，在遵循指南的同时，更需要有所创新。在开展了大量手术后，我们很快总结出来，有一批患者实际上并不需要进行淋巴结清扫。但是，我们如何能够在术前或术中判断这些患者不需要清扫淋巴结？单靠影像学或传统的PET-CT是不行的。因此，我们将胸外科、影像科和病理科整合在一起，提出了“术中冰冻病理诊断指导的亚肺叶切除”。术中病理医生不仅要告诉我们病灶是良性还是恶性，还要告知其浸润的程度。如果是程度较低的病变，我们就可以做局部切除，免去淋巴结清扫。这就是外科个体化治疗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总结发现，磨玻璃结节（GGO）肺癌是一个特殊的临床亚型。因为它发生局部和远处转移的几率非常低，做个局部切除就能达到很好的效果。为了探究这一亚型的特征，我们与基础医学团队合作，针对从I期到IV期的肺癌开展了1000对样本的全基因组测序（WGS）与RNA测序（RNA-Seq）。研究结果表明，这部分早期肺癌在癌基因突变方面与IV期肺癌并无本质区别，只是在病变程度上有所不同，因此我们提出了GGO肺癌的概念。需要明确的是，GGO肺癌虽然在早期不会危及生命，但这只是其自然病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如果不予以干预，它依然会进展，最终发展为危及生命的进展期肺癌。因此，我们整合了多学科的力量对这一疾病开展深入研究。这不仅涉及要不要治的问题，更关乎在什么时间治、怎么治的问题。单靠一个外科医生是无法完成的，必须依靠多学科的整合。
ASCO 2026年会上公布了术后纳武利尤单抗辅助治疗未能改善的可切除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无病生存期（DFS）的数据。您认为这些结果对于早期肺癌术后综合策略的制定有何启示？外科医生应该如何重新思考手术加辅助治疗的整体策略？
陈海泉教授：当前，我们的临床医学已经全面进入了循证医学阶段。但尤其在最近这五六年内，各种临床证据层出不穷，有时反而让人无所适从。从药厂的角度出发，此前开展了许多“三明治疗法”（新辅助+手术+辅助治疗）。两年前（2024年1月）在香港我就提出来过，我们一定要开展一个IIIB期的临床研究，去头对头地跑一跑，看看“三明治疗法”、新辅助还是单纯辅助，到底哪一个更好。后来，FDA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今年这个结果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此前“三明治疗法”和新辅助治疗取得了阳性结果，而现在的研究告诉我们单独的术后辅助治疗是不行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我们长久以来的疑问：对于特定的患者，究竟是该先采用“三明治”全程管理，还是其他方案，此前大家并不清楚。今年我们也启动了一项IIIB期的临床研究，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为大家提供更多的循证数据。当然，一项研究往往很难在一夜之间改变临床实践，我们需要进一步探寻研究背后的逻辑和故事。当前出现的临床研究非常多，尤其在腺癌领域，多到令人眼花缭乱。我们必须把这些研究背后的故事理清楚，从而为每一位患者的个体化治疗选择最优的方案。
南方地区早期肺癌筛查工作开展比较早，检出率也比较高。基于您的临床经验，南方地区在早期肺癌的筛查诊断和微创治疗方面，有哪些值得向全国推广的经验呢？
陈海泉教授：其实早在2011年，我们就在上海最先开展了这项工作。起初是在我们医院的员工体检中发现了这一问题，随后这一现象很快在上海乃至整个华东地区得到了验证，整个东部沿海地区（包括山东、江苏、上海、广东等）的情况都是如此。
而在西部地区，情况也是相同的。我们曾向当地医院询问是否开展体检，他们回答开展了；但在问及是否有筛查出肺癌时，他们却说没有查出来。我当时非常想知道，是不是西部地区环境更加回归自然、污染较轻，所以其肺癌发病率确实下降了？于是，我们专门派了一组人员到当地去，调取并分析了他们整体的体检数据。结果发现，那里的肺癌发病率跟我们是一样的，一点都不少，仅仅是因为他们当时对这种早期肺癌的影像学表现认识不足。
我们原本也想在新疆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但非常可惜，目前我们只拿到了一家医院的数据，还无法得出明确结论。不过，从新疆转诊过来的患者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到这种早期的磨玻璃结节型肺癌。因此，我们一贯主张要针对高危人群和传统的非高危人群提供不同的筛查策略：传统的重度吸烟等高危人群，全世界各个学会的指南都推荐每一到两年筛查一次；而对于传统的非高危人群，我们则提出了低龄低频的筛查策略。
今年，我们开展了一项前瞻性的真实世界研究。我们把日常诊疗工作中接诊的肺癌病例收集起来，去探讨一个核心问题：这些肺癌患者究竟是通过什么途径发现疾病的？是主动筛查发现的，还是出现症状后才发现的？目前我们收集到的数据与最初的设想完全一致：我们所看到的中晚期肺癌，几乎都是由于筛查不足导致的；而我们看到的早期肺癌，则全都是通过主动筛查发现的。
这里面确实存在筛查的双面性。早期肺癌中有一部分确实存在过度筛查的问题；但中晚期肺癌患者中，有95%以上都是由于筛查不足造成的。因此，这项研究的发表，我相信会对全球肺癌防治产生一定的影响，因为它有力地证明了肺癌筛查的重要性。接下来，我们计划开展一项周期更长、更有深度的研究。目前我们已经开始注册这项临床试验，旨在通过社区对照研究（在一个或两个社区中实施我们的筛查策略，而另外的社区作为对照不实施筛查），在随访10年后，观察两组人群的肺癌特异性死亡率是否存在差异、是否能够切实下降。虽然这需要非常长的时间，但我们依然希望把这个研究坚持做下去。这类大型的筛查和随访研究本应由公共卫生领域来主导，并且其中还牵扯到病因学的深入研究。为此，我们与我们公共卫生学院开展了非常紧密的合作。正如前面提到的“整合”，我们也把公共卫生整合了进来，这极大地加深了我们对肺癌这一疾病本质的认识。这一方面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这个疾病；另一方面，也实实在在地帮助我们优化和改变了临床决策流程，使患者既能显著提高治愈率，又能在治愈的同时，不影响他们原本的人生轨迹和职业生涯，生活质量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因此，我们非常高兴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能够做出这些成绩，也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能否请您谈谈分子分型是否有望真正融入未来的TNM分期体系？您对第十版TNM分期的最大的期待是什么？
陈海泉教授：目前，我们依然是按照肿瘤大小、位置以及淋巴结有无转移等传统的解剖学指标来进行分期。但实际上，临床治疗早已进入了分子靶向时代，比如针对EGFR突变、ALK突变的靶向治疗，甚至现在还有抗体偶联药物（ADC）和免疫治疗等，这些治疗方案都是基于特定的分子靶点或标志物才能实施的。然而，我们在肿瘤分期上似乎依然停留在传统的解剖学阶段。回顾此前的版本，像第八版、第九版，虽然我认为第八版相较于第七版是有所进步的，但第九版跟第八版相比，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实质性差别。
在进入第十版肺癌分期制定的初始阶段，我们进行了几次讨论之后发现，分期的制定绝非某一个人能够一锤定音，而是需要全球专家共同讨论并进行投票表决。因此，要真正把分子分期带入第十版，确实存在不小的难度。
尽管如此，我依然抱有信心。我们的相关文章已经发表在《胸部肿瘤学杂志》（JTO）上，作为国际肺癌研究协会（IASLC）的官方杂志，文章的发表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国际专家对分子分期这一方向的认可。第十版肺癌分期预计要到2030年才能正式出炉，因此目前各项工作都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中。我们目前尚未制定出最终的标准，我个人对此既充满期待，也保持谨慎。毕竟这涉及全球多国的多位专家，需要整合全世界的力量，推行起来确实比较困难。至于为什么国际上有些专家过去对我们的数据不太认可？从肺癌诊疗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的肺癌患者基数是最庞大的。尤其近年来，在第九版分期数据库中，中国贡献了非常多的病例。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前期贡献的部分病例数据，在质量上可能存在一些瑕疵，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因此，我们非常希望在第十版分期的数据收集过程中，中国能够贡献出高质量、全面且规范的数据。即使在第十版中分子分期未能发生颠覆性的改变，我们也希望这些高质量的数据能为第十一版分期的改变奠定坚实的基础。
您在外科学年鉴上发表了有关于CT引导下超声刀切除技术，这个研究引起了很大关注，您能否介绍一下这个研究的亮点？它与传统手术相比解决了哪些痛点？
陈海泉教授：我们知道，对于GGO肺癌，在其肺癌早期阶段，只要通过手术完整切除即可达到临床治愈。它对手术切缘的要求并不是那么苛刻。过去我们讲切缘需要达到肿瘤直径的一倍或两倍大小，如果结节是一公分（10毫米），其切缘边缘就需要达到两公分。而现在大家公认，对于GGO病变，切缘留出大约3毫米、5毫米即可，关键在于将其完整切除。但是，如果这类结节长在肺门深处，或者非常靠近肺门，在过去如果进行切除的话，可能不得不做肺段甚至肺叶切除。那么对于这部分患者来说，过去是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的。
后来，我们总结了过去的诊疗经验，并思考：只要能够对结节进行精准定位，我们是否可以直接把它“挖”出来？于是我们尝试开展了这项工作，总共大约实施了几十例这样的患者，临床结果证实这一技术是完全可行的。它解决的最大痛点是什么？就是免除了肺叶切除。在过去，这类结节如果稍微大一点，患者往往都要被切除整个肺叶。而通过我们的技术，对于这类能够局部切除的结节，我们就可以直接行局部切除。
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一个“治愈窗口期”的理念。在结节生长的过程中，一旦快要超出这个治愈窗口期了，此时如果不得不切、且无法行局部切除，我们再给患者做肺段或肺叶切除。我们希望在不影响患者长期生存的前提下，让他们在术前的生活质量越好越好、维持优质生活的时间越长越好。也就是说，只要能做局部切除，我们就不应该干等着结节长大，逼得我们不得不去做肺段、肺叶切除。我们要争取在肺实质损伤最小的情况下达到完全治愈的目的，避免不必要的肺实质损失。
目前来看，这项技术本身是肯定没有问题的。我们接下来的重点是进行长期随访，观察这部分患者5年或10年的无病生存期（DFS）是否与传统标准手术一样。当然，该术式在临床操作上也有一定的要求，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不能在游离面。如果你是在肺泡深处进行游离，挖了一个大洞，这不仅会导致肺部无法良好张开，而且在肺部鼓起来时，创面极易发生持续漏气。如果结节位于两个肺裂之间，在这个位置切除并留下创口，当肺部充气鼓起时，两侧的肺叶就会自然贴合在一起。另一个理想的位置是靠近纵隔面，这样肺部鼓起后也能跟纵隔面紧密贴合，从而避免漏气。因此，对于无法自然贴合的游离面创口，可能需要使用大量的组织粘合材料。但我个人并不太喜欢使用这些材料，因为这些异物残留之后往往会造成胸膜腔的粘连。
我们在进行手术时需要考虑到：随着医学的进步，现在患者的预期寿命已经非常长了。从我们过去十几年的随访来看，生存期最长的患者已经达到了20年，期间他因为新发病灶一共开过三次刀。如果每次都要切除肺部叶，这位患者可能早就无法耐受了。所以我们需要明确，虽然患者没有发生复发或转移，但有一部分患者确实会陆续长出第二个、甚至第三个新病灶。因此，现在的肺癌手术绝不是“一次性的买卖”，我们必须为患者今后万一需要再次开刀留有余地，避免在第一次手术时就造成胸膜腔的广泛粘连。这是为了他们今后万一长出新病灶时，依然有再次获得治愈的机会和条件。我们这项技术，就非常合宜地解决了这一临床难题。
您认为未来精准外科的发展会体现在手术的技术上，还是体现在患者的选择治疗决策这方面？
陈海泉教授：我觉得这两者都是必须要有的。
你提到的第二条，也就是患者的选择与治疗决策，在我看来应当是排在最首位的。我们必须首先决定该不该开刀、什么时候开刀，以及用什么术式开刀。但即使你做好了这方面的决策，如果你没有过硬、精湛的手术技术去完成它，那同样也是不行的。
关于外科医生的发展，其实我们看得很早。在2023年，我撰写了一篇综述，并于2024年已经公开发表。当时正好是疫情结束以后我们第一次能够出国交流，在2023年于洛杉矶举办的美国胸外科协会（AATS）年会上，我受邀主讲了关于GGO的国际专家共识，反响非常好。在会议休息期间，有几位国际同行找到我，对我说：“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的肺癌外科史做一个系统的总结。拜托你看看能不能来做这件事？”
我回国之后，花了10个月的时间，系统总结了从1913年人类首次实施开肺手术到2023年这整整110年的发展历史。在这百余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宏观的趋势，那就是手术切除范围“越做越小”，操作“越做越精准”。
然而在过去，我们外科领域很少有纯理论上的贡献。我想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们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实现了概念与理论的突破。这不仅是概念和理论上的创新，更是技术层面的突破。例如，我们所提出的“冰冻病理指导的亚肺叶切除”，就是这一次非常典型的突破。
另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提出的“选择性淋巴结清扫策略”，它既包含了概念和理论的突破，又涵盖了具体手术技术的革新。第三个层面，就是我们现在具体到每一个极小的细节手术技术，也就是那些在具体临床操作上比较微妙的技术革新。其实，这些具体技术的落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再好的临床理念，再完美的设计，如果你最终不能在手术台上把它安全、精准地落地实施，那也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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