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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PFS率94.5%！纳武利尤单抗联合AVD一线治疗晚期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的真实世界疗效验证

05月14日

整理：肿瘤资讯

来源：肿瘤资讯

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cHL）患者虽对一线治疗敏感，但传统化疗的长期毒性仍是临床挑战。最近发表于HemaSphere 杂志的一项涵盖来自美国20个医疗中心的真实世界回顾性研究，评估了纳武利尤单抗（nivolumab）联用AVD（NAVD方案）作为cHL一线治疗的疗效与安全性。研究结果显示，在中位随访12.5个月时，NAVD展现出与S1826研究相当的缓解率和短期生存结局，1年无进展生存（PFS）率达94.5%，1年总生存（OS）率高达99.7%。 研究强调，尽管疗效确切，但真实世界中较高的不良事件发生率提示临床应加强对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s）的监测。总体来看，该研究为NAVD方案在包含高龄及自身免疫病史患者中的广泛推广提供了重要的循证医学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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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晚期（AS）cHL既往主要采用联合化疗方案治疗，如多柔比星、博来霉素、长春碱和达卡巴嗪组成的ABVD方案，或剂量强化的eBEACOPP方案（包括博来霉素、依托泊苷、多柔比星、环磷酰胺、长春新碱、丙卡巴肼和泼尼松）。尽管这些治疗方案已实现较高的治愈率，但对年轻患者群体而言，仍会带来显著的短期和长期毒性。近年来，以纳武利尤单抗为代表的PD-1（程序性死亡受体-1）抑制剂，已被确立为复发/难治性cHL（RR cHL）的有效治疗策略。

S1826研究是一项随机III期临床试验，在994例既往未经治疗的AS cHL患者中比较了NAVD与BV-AVD（包括维布妥昔单抗、多柔比星、长春花碱和达卡巴嗪）方案的疗效，其中约四分之一为儿童患者。研究结果显示，NAVD组1年PFS率为94%，而BV-AVD组为86%。经过更长的3.1年随访，NAVD组3年PFS率维持在91%，显示出持久疗效，而BV-AVD组为82%。irAEs特征与纳武利尤单抗已知的安全性特征一致。基于上述令人鼓舞的结果，NAVD已被纳入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CCN）霍奇金淋巴瘤（HL）临床实践指南，作为AS cHL的标准一线治疗方案之一。然而，目前除临床试验外，尚无关于NAVD作为cHL一线治疗在真实世界中安全性和疗效的相关报道。因此，研究者开展了一项多中心回顾性研究，以评估NAVD在新诊断AS cHL患者中的安全性和疗效。

研究方法与患者特征

本研究为一项多中心回顾性研究，纳入了2023年1月至2025年10月期间，在美国20家中心接受NAVD一线治疗的≥18岁新诊断AS cHL成年患者。共纳入327例，其基线特征见表1。

表1 所有接受 NAVD 治疗的cHL患者特征表1.png.jpg

安全性结果

本队列中不良事件仍较常见，但总体可控。26%的患者出现过任意时长的治疗中断，最常见的中断原因为不良事件（16%，中位延迟8天），其中以感染/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6%）最为常见；11%的患者发生化疗剂量减量（以长春碱相关神经病变5%最常见）。共有15%的患者中止了任一药物治疗，纳武利尤单抗是最常被中止的药物（11%），均因疑似或确诊的irAE；仅4%因毒性而中止所有治疗。

总体任何级别不良事件发生率为93%，≥3级为61%。常见≥3级非血液学不良事件包括感染（10%）、irAE（9%）和肝毒性（3%）。中性粒细胞减少发生率为71%（≥3级50%），其中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占10%。21%的患者因不良事件住院，多为化疗相关并发症；老年患者的化疗相关住院率高于年轻患者（17% vs 8%），但两组免疫相关住院率相近。在324例具有完整irAE数据的患者中，任何级别irAE发生率为29%，≥3级为9%，常见irAE包括甲状腺功能减退（10%）、肝毒性（6%）等。15%的患者因irAE中断用药，16%需接受全身性糖皮质激素治疗，14%需长期处理（多为甲状腺功能减退的替代治疗）。值得注意的是，在既往有自身免疫病史的患者中，32%（n = 8）出现非内分泌性irAE（包括既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加重或新发irAE）。

表2 接受NAVD治疗的cHL患者中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图片4.jpg

疗效结果

随访与总体生存结局：

本队列中位随访为12.5个月（范围0.5-32.4个月）。截至随访，均未达到中位PFS和OS；1年估计PFS率为94.5%（95% CI 91.5%-97.7%），1年估计OS率为99.7%（95% CI 99.0%-100.0%）（图1）。

图1.jpg 图1：接受NAVD治疗患者的结局。(A)全体患者的PFS; (B)全体患者的OS。

影像学反应（中期与疗程结束）：

如表3所示，在完成2-4个周期后接受中期PET‑CT评估的患者为282例（占总队列86%）。中期PET‑CT ORR为98%，CR率为78%。在治疗结束（EOT）时，ORR降至94%，而CR率升至86%。研究报告中指出，中期PET‑CT的影像学反应与1年PFS率之间未见显著相关性。

表3 所有接受 NAVD治疗患者的中期及治疗结束时 PET‑CT 应答率表2.jpg

进展/复发与二线治疗：

全队列中共有18例发生疾病进展或复发，其中11例被归类为原发难治（定义为在EOT后3个月内复发）。共有17例启动了二线治疗（见表4）。在EOT时被评估为影像学进展（PD）的患者共11例：其中8例通过活检证实存在残余疾病，3例仅依据影像学判定为PD。值得注意的是，1例经活检证实为新的继发恶性肿瘤，未发现明确的cHL残余证据；排除该例后，余下10例中，7例接受了二线治疗，1例失访，另有2例在随访3个月内未见复发，继续接受观察。对于在EOT评估为部分缓解（PR）、疾病稳定（SD）或混合反应的29例患者，后续仅有2例PR患者出现进展为PD并需进一步治疗。

表4 接受 NAVD治疗后复发患者的二线治疗

与S1826试验的比较

在安全性方面，本研究观察到的毒性情况与S1826试验中接受NAVD治疗的患者基本相似，且治疗中止率和死亡率均低于关键性试验数据，验证了该方案在真实世界中的耐受性。然而，两项研究在血液学毒性与支持治疗上存在显著差异：尽管本研究中G-CSF的预防性使用比例更高（64%，其中56%为主要预防，主要归因于入组人群年龄更高），但中性粒细胞减少的发生率虽与S1826相似，而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10% vs. 6%）及严重感染（10% vs. 4%）的发生率却显著升高；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60岁的亚组中，本研究的感染风险仍高于S1826，提示真实世界患者的临床管理需更加关注感染并发症。

在irAE方面，本研究提供了比S1826更详尽的数据。两项研究中重度肺炎、结肠炎和肾上腺功能不全的发生率均保持在极低水平（≤2%），且肝毒性均为最常见的≥3级 irAE（本研究为4%，S1826为5%的ALT升高），这强调了肝功能监测在NAVD治疗中的核心地位。本研究与S1826最关键的区别在于对合并症人群的覆盖：本研究纳入了S1826所排除的系统性自身免疫病（AI）患者，32%（n=8）发生了非内分泌性irAEs，约半数为≥3级。但该亚组样本量较小，因而此发现为提示性，需谨慎解读并在临床上综合评估后决定是否采用PD‑1联合AVD方案。

总结

尽管本研究队列与S1826试验人群之间存在差异，但两者均纳入了具有多样化特征的患者群体，包括老年患者及国际预后评分（IPS）较高、复发风险增加的人群。在真实世界队列中观察到的可比生存结局及良好的安全性特征，提示S1826研究结果具有良好的外部效度，能够反映美国更广泛的AS cHL患者人群的真实临床情况。这些结果进一步支持将NAVD作为该类患者的一线标准治疗选择。

参考文献

Bock AM, Hao P, Xu Y, et al. Nivolumab in combination with AVD as frontline treatment for patients with classic Hodgkin lymphoma: A real-world analysis from 20 US centers[J]. HemaSphere, 2026, 10: e70346. https://doi.org/10.1002/hem3.70346.

责任编辑：肿瘤资讯-Harbor
排版编辑：肿瘤资讯-Harb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