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乳腺癌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而患者处于生育、事业和家庭发展的关键时期，在生理和心理上常面临多重挑战，其中养育忧虑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心理负担，却常被忽视。本文从养育忧虑概念、国内外研究现状、评估工具、影响因素及干预措施这几个方面对养育忧虑进行全面梳理，旨在提升临床医护人员对年轻乳腺癌患者养育忧虑的认识，为年轻乳腺癌患者提供更全面、个体化的护理和心理社会支持，最终改善其整体生活质量和生存结局。
樊晓宇,刘风侠,马力. 年轻乳腺癌患者养育忧虑的研究进展[J]. 中华乳腺病杂志（电子版）,2025,19(6):369-372. DOI:10.3877/cma.j.issn.1674-0807.2025.06.008.
乳腺癌是当前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也是导致女性癌 症相关死亡的首要原因之一［1］。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 筛查诊断技术的进步，年轻乳腺癌的发病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2］。在中国，年轻乳腺癌通常定义为诊断年龄<40岁的乳 腺癌患者，这类患者约占所有乳腺癌患者的14. 9%［3］。相较于40岁以上患者，年轻乳腺癌患者往往具有更高的复发转移 风险和更短的总生存期［4］。这不仅严重威胁其身体健康，也极大地增加了她们的心理压力，导致焦虑、抑郁等多种心理问题的发生［5］。研究表明，患者焦虑和抑郁程度越高，其生活 质量越低，家庭照顾者的负担也随之加重［6］。与此同时，社会 因素与年轻乳腺癌患者的心理问题密切相关，女性作为家庭 的重要成员，通常肩负着养育后代的重任。在面对疾病与家庭责任的双重负担时，她们往往会承受更多的负面情绪，这不仅会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甚至可能影响其医疗决策，从而产生养育忧虑［7］。
癌症相关养育忧虑被定义为癌症患者因关注未成年子女养育问题而产生的忧虑情绪。这种忧虑通常包括两方面：一是担心自身疾病对孩子生活及情绪产生的影响；二是担忧配偶养育及照顾孩子的能力［8］。Connell等［9］发现年轻乳腺癌患者尤其关注年幼子女的养育问题，以及在自己去世后伴侣如 何抚养子女。因此，深入理解和有效缓解年轻乳腺癌患者的 养育忧虑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对年轻乳腺癌患者所面 临的养育忧虑现状、评估工具、影响因素及干预策略等方面 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旨在为中国开展年轻乳腺癌患者养育忧虑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养育忧虑评估工具
1. 患癌父母沟通顾虑量表（Communication Concerns inParents with Cancer Scale，CCPCS）
CCPCS由Tavares等［10］于2022年开发，旨在评估患癌父 母与子女沟通时的担忧程度。该量表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 其中“不担忧”计为1分，“极其担忧”计为5分，得分越高表 明患癌父母对与孩子沟通的担忧程度越高。CCPCS共包含8个条目，仅从单一维度评估患癌父母的沟通问题，填补了该 领域评估工具的空白。尽管此量表在葡萄牙患癌母亲群体中 进行了小样本的信效度检验，并显示出良好的信效度，但其 适用范围尚未扩展至其他语言人群。
2 . 养育忧虑问卷（Parenting Concerns Questionnaire，PCQ）
PCQ由 Muriel等［11］于2012年主导研发，是迄今为止唯 一专门用于测量癌症患者养育忧虑程度的量表，旨在量化癌 症患者对其子女的担忧程度。PCQ包含3个维度，分别为癌 症对孩子实际影响的担忧、癌症对孩子情绪影响的担忧以及 对孩子父/母亲照护能力的担忧，共15个条目。该量表采用 Likert 5级评分法，得分越高表示患者对子女的担忧程度越严 重。目前，PCQ已被德国、葡萄牙、日本等多个国家借鉴应用， 并在一系列涵盖多种癌症类型的研究中证实其具有良好的信 效度［12-14］。康婷婷等［7］于2021年对PCQ进行了本土化改编， 形成了中文版PCQ。汉化后的问卷显示出良好的信效度，其 Cronbach's α系数为0. 85，重测信度为0. 917。随后，郝丽敏 等［15］将中文版PCQ应用于中青年卵巢癌患者的测评，发现中 青年卵巢癌患者的养育忧虑得分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并再次 验证了中文版PCQ的良好信效度。尽管PCQ已在多国应用并 具有较好的信效度，但在中国的应用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 该问卷在内容上不够全面，例如缺乏对子女教育问题的描述。 其次，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背景和家庭角色分工与其他国家 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未来在中国仍需开展大样本、多中心研 究以确定其对中国文化的适用性。
3.简易版亲职压力问卷（Parenting Stress Index Short Form， PSI-SF）
PSI-SF是目前评估父母养育压力最常用的问卷，适用范 围广泛，主要针对儿童家长的压力状况进行评估［16］。该问卷 共36个条目，从亲职愁苦、困难儿童、亲子互动失调3个维 度进行测评，总分越高代表养育压力越大。Babore等［17］曾将 PSI-SF应用于癌症患者，以评估患癌母亲的养育压力水平，其 Cronbach's α系数为0. 92。
4.晚 期 癌 症 患 者 养 育 忧 虑 问 卷（Parenting ConcernsQuestionnaire—Advanced Disease，PCQ-AD）
尽管PCQ已对211例晚期癌症患者进行了验证并表现出 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但其原始的三因素结构并未得到完全验证［12］。因此Park等［18］于2021年专门针对晚期癌症患者开发 了PCQ-AD，旨在更特异性地评估癌症晚期患者的养育忧虑程 度。PCQ-AD在PCQ的基础上增添了对父母死亡、珍惜与孩子 相处时光、沟通困难以及癌症对儿童经济影响等问题的考量。 该量表采用Likert 4级评分法，得分越高表明养育忧虑越重。 此量表共13个条目，有效缩短了填写时间，减轻了晚期癌症患 者的填写负担。目前PCQ-AD已在151例晚期癌症患者中进行 了信效度检验，并显示出良好的信效度［18］。然而，该量表尚未 涉及其他语言或人群的验证，未来有必要进行大样本、多语言 的使用与验证，以期更好地为晚期癌症患者提供评估和帮助。
二、年轻乳腺癌患者养育忧虑国内外研究现状
年轻乳腺癌患者相较于老年患者，其肿瘤往往呈现出更 具侵袭性的生物学特征［19］。年轻乳腺癌患者除了疾病本身的 治疗，还面临着独特的生理和心理挑战。这些挑战包括但不 限于生育问题、过早绝经、身体形象困扰、复发恐惧、亲密关 系障碍、养育忧虑和经济压力等，这些因素严重影响了患者 的日常生活及工作［20］。然而，养育忧虑这一问题在临床医务 人员中尚未得到充分重视。
国外学者对乳腺癌患者的养育忧虑问题进行了多项研 究，且大多数为质性研究。Semple等［21］发现年轻乳腺癌患者 经常质疑自己是否有能力胜任“好父母”的角色，并因此产生 焦虑、抑郁和内疚感［22］。Borstelmann等［23］对219例年轻乳腺 癌患者的伴侣进行调查后发现，这些伴侣普遍存在育儿困境， 并伴有焦虑、抑郁情绪、经济负担以及性生活不活跃等问题， 其中社会支持的缺乏与伴侣较低的生活质量密切相关。此外， 有研究表明，晚期乳腺癌患者会因过早面对死亡而感到情绪 困扰，并可能对孩子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22，24］。一项量性研 究进一步指出，乳腺癌患者普遍存在较高的养育忧虑水平， 且这种忧虑与患者的生活质量密切相关［25］。
国内学者也日益关注乳腺癌患者的养育忧虑心理状况。 王萌等［26］通过对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乳腺癌患者进行质性访 谈，发现患者的忧虑主要体现在：担心自身死亡对子女产生 负面影响，对子女的日常起居、学业表现、身心状态以及未来 发展感到担忧，并期望在育儿方面获得更多的支持与帮助， 尤其是来自子女的力量和支持。一项关于女性乳腺癌患者养 育忧虑体验的Meta分析结果显示，乳腺癌患者面临多方面的 压力，具体表现为确诊后母亲角色面临的挑战、对子女成长 教育的担忧以及母亲在自我决策中的困境［27］。刘杰等［28］对 240例乳腺癌患者进行的现况调查发现，乳腺癌患者对未成 年子女的养育忧虑处于中等水平，且该忧虑水平与未成年子 女数量、文化程度以及TNM分期密切相关。
三、年轻乳腺癌患者养育忧虑的影响因素
1. 疾病因素
在乳腺癌的治疗过程中，许多患者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 系列与疾病和治疗相关的身心问题，例如疼痛、上肢功能障 碍和认知障碍等，这些问题均会对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家 庭职责以及重返工作岗位的能力产生负面影响［29］。其中，上 肢损伤，包括上肢功能障碍、肩关节活动受限和手臂力量下 降等，是乳腺癌患者的常见并发症。这些并发症严重影响了 患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能力。临床医师通常会建议患者避免 从事重体力劳动，例如提重物或抱起孩子。这种限制可能导 致乳腺癌患者无法与子女进行亲密接触，从而产生内疚等负面情绪，甚至产生“坏母亲”的自我认知［30］。多项研究表明， 乳房切除或外形改变会对患者的身体形象产生重大影响。在 乳房切除术后，部分母亲会因不希望孩子注意到其身体变化 而避免与孩子进行身体接触［31］。因此，积极开展乳房自体或 假体重建术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能提升患者的自信心，还 能显著提高其社会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32］。此外，乳房切除 或因手术导致的结构改变可能对哺乳功能造成一定影响，使 患者在抚养婴幼儿时面临挑战［33］。针对此问题，医护人员可 通过多学科合作干预，适时地为患者及家属宣教科学的育儿 知识，指导人工喂养方法，并介绍人工喂养的优势，从而有效 缓解患者的焦虑情绪［34］。
2.人口学因素
患者的性别、婚姻状况、未成年子女数量以及收入水平等 人口学因素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年轻乳腺癌患者的养育忧 虑。相较于男性，女性在养育子女方面往往承担了更多的责任， 其在教养时间、精力投入等方面通常远超男性。此外，女性通 常比男性更关注孩子的学业问题。然而，女性也更容易表现 出焦虑情绪，这可能导致母亲在与子女交流过程中更容易传 递焦虑，从而使儿童习得性焦虑［35］。Inhestern等［36］采用PCQ 对1 416例有未成年或青年子女（≤21岁）的癌症患者（其中女 性占73%，乳腺癌患者占53%，平均年龄为47. 5岁）进行调查， 结果表明女性的养育忧虑水平显著高于男性，这一发现与Park 等［37］的研究结果一致。
单亲家庭被认为是养育忧虑的危险因素之一。郝丽敏 等［15］对235例中青年卵巢癌患者进行的调查发现，离异、丧 偶且无业的癌症患者的养育忧虑水平明显高于已婚者。单亲 家庭的患者可能缺少配偶的陪伴与鼓励，社会和心理支持相 对匮乏，在抗击疾病的同时还需要独自承担未成年子女的养 育职责，这些因素易导致患者产生沮丧、无助等负面情绪，从 而加深单亲家庭患者的养育忧虑程度。然而，刘杰等［28］对中 国240例中青年乳腺癌患者进行的调查并未发现婚姻状况与 养育忧虑之间存在相关性。因此，目前婚姻状况是否与养育 忧虑相关尚存争议。
未成年子女的数量也极大地影响着癌症患者的养育忧 虑。一方面，患者在治疗期间，其父母角色与患者角色之间 会产生冲突。例如，化疗期间的恶心、呕吐、疼痛、疲乏等不 良反应会导致患者精力下降，使其难以胜任养育职责。另一 方面，未成年子女数量越多、最小子女的平均年龄越小，对患 者的体力及精力需求越大［7］。这些因素共同导致多子女的癌 症患者养育忧虑处于较高水平。鉴于此，医护人员应更加关 注女性、单身状态以及未成年子女较多的癌症患者的养育忧 虑情况，加强对患者的支持性心理护理，以缓解患者因养育 忧虑而产生的焦虑、抑郁情绪，从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乳腺癌患者还普遍面临严重的经济压力［38］。年轻乳腺癌 患者不仅要承担养育子女的责任，往往还需要承担赡养父母 的责任。因此，患者在患病后可能会通过缩减子女支出或改 变育儿计划来应对经济压力［39］。多项研究结果显示，收入水 平越低的癌症患者，其养育忧虑水平越高［7，28，36］。鉴于此，关 注面临经济压力的年轻乳腺癌患者，并提供必要的社会援助， 对于改善患者的养育忧虑状况至关重要。
3.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是影响癌症患者养育忧虑的重要因素之一。社会支持通常是指来自社会各方提供的帮助和资源，包括精神 或物质上的支持，可细分为资助支持、信息支持和情感支持 三大类［40］。Hammersen等［41］对561例（平均年龄为39. 4岁） 乳腺癌患者进行调查后发现，仅有23. 0%的患者获得过以家 庭为中心的社会心理支持。同时，有87. 1%的患者表示需要 获得关于孩子对疾病情绪处理方面的支持，84. 6%的患者希 望了解孩子情绪反应是否适度，76. 9%的患者希望自己能得 到支持以充分满足子女的需求。此外，约73. 6%的患者希望 能与孩子进行有效沟通，73. 3%的患者则期望获得伴侣的支 持。由此可见，乳腺癌患者在多个方面存在大量未被满足的 支持需求，迫切希望获得多方位的社会支持。
4.养育胜任感
养育胜任感是指父母在育儿过程中对自己能力的信心 和满意度，包括育儿效能感和育儿满意度两个维度。作为评 估父母在育儿过程中心理状态的重要指标，养育胜任感量表 （Parenting Sense of Competence Scale，PSOC）是目前评估养育 胜任感的常用工具［42］。研究发现养育胜任感与养育忧虑呈 负相关关系，即患者的养育胜任感越低，其养育忧虑水平越 高［43］。因此，提升患者的养育胜任感，增强其育儿信心，将有 助于降低患者的养育忧虑水平。
四、年轻乳腺癌患者养育忧虑的干预方式
1.医护人员主动提供生理及心理的专业帮助
对于年轻乳腺癌患者而言，手术的抉择不仅要确保其安 全性，还需最大限度地避免对患者造成负面心理影响。年轻 乳腺癌患者在选择手术方式时，需要综合考虑肿瘤的生物学 特征、患者自身需求以及社会家庭支持等多种因素。医患之 间需要进行充分沟通，以满足患者的个性化需求。如何正确 地与孩子沟通是女性癌症患者在确诊癌症后的主要担忧之 一［44］，其中包括如何向孩子告知患癌事实、何时进行沟通以及 应向孩子提供哪些信息等［45］。研究表明，医护人员主动向患 者提供沟通手册及沟通课程，可以有效提高癌症患者的沟通 自我效能感，并增加其沟通知识［46］。因此，医护人员应提升自 身沟通技巧，并鼓励患者主动与孩子沟通，从而帮助癌症患者 正确有效地与孩子进行交流，以降低养育忧虑，促进疾病康复。
2.为癌症患者及其未成年子女提供社会心理指导
研究表明社会心理指导能够提高癌症患者的育儿信心， 并提升他们及其未成年子女的整体生活质量［47］。研究表明 癌症患者的子女除了可能面临各种不良的社会心理、情绪和行 为应激反应外，其整体适应和健康状况也会受到影响［48］。这些 影响包括躯体抱怨、分离焦虑、高度痛苦、混乱和担忧等［49-50］。 Phillips等［22］将60组家庭（包括被诊断为Ⅰ~Ⅲ期癌症的患 者及其5~14岁的孩子）随机分为试验组（32组）和对照组 （28组）。其中，试验组家庭接受了2次家长咨询、每周1次 的6 h儿童单独会议以及1次治疗中心参观。干预内容涵盖了 增强对癌症的理解、情感表达以及疾病沟通能力，并教授与父 母癌症相关负面情绪的应对技巧。对照组仅接受了家长咨询。 结果显示，试验组癌症患者在育儿自我效能感、育儿顾虑和家 庭生活质量方面均有显著改善。同时，试验组儿童与癌症相 关的负面情绪得到了有效缓解，且行为问题和担忧显著降低。 这些发现提示中国护理人员应积极开展以其子女为中心的干 预措施，以全面提高癌症患者及其子女的生活质量。
3.为面临经济压力及多子女家庭的年轻乳腺癌患者提供 社会援助
目前有多个慈善组织和政府项目可为乳腺癌患者提供经 济援助，例如全国妇联、北京爱谱癌症患者关爱基金会和粉 红丝带乳腺癌防治运动等。这些组织和项目通过提供经济援 助、医疗救助、心理支持和健康教育等多种形式，旨在帮助乳 腺癌患者减轻经济压力，提高治疗的可及性和生活质量，进 而缓解患者因经济压力所导致的养育忧虑。对于需要养育多 子女的乳腺癌患者，可进一步加强医院、社区、学校等多方联 合支持，以促进育儿实践的有效性，减轻家庭负担，从而缓解 患者的养育忧虑。
五、结语
年轻乳腺癌患者在面对疾病的不确定性，以及对癌症复 发和死亡的恐惧时，极易出现抑郁症状及其他心理社会问题。 因其还需承担养育子女的重任，更容易产生养育忧虑情绪。 乳腺癌的诊断不仅对患者本身造成影响，对于其未成年子女 而言，同样可能是一次创伤性事件。因此，我们亟需重视养育 忧虑对年轻乳腺癌患者的影响，并及时开展有效的干预措施。 目前中国针对乳腺癌患者养育忧虑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 现有研究仅限于小样本、单中心的调查。此外，针对养育忧虑 的干预措施尚未得到充分开展。
鉴于此，未来的研究应着力于开展多中心、大样本的调 查研究，并结合中国国情设计开发适合中国乳腺癌患者的养 育忧虑调查问卷。同时，应积极开展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 以全面了解中国乳腺癌患者养育忧虑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 础上制订具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从而有效减轻年轻乳腺癌 患者的养育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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