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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ASH 鉴研之道】多发性骨髓瘤治疗新范式:移植地位重塑、四药诱导确立与维持治疗的精准化

2025年12月30日
整理:肿瘤资讯
来源:肿瘤资讯

一年一度的美国血液学会(ASH)年会始终是全球血液学领域的风向标。2025年12月6日至9日,第67届ASH年会在奥兰多盛大召开。在 “Multiple Myeloma: What Is the Best Induction, Consolidation, and Maintenance for Fit vs. Non-Fit” 这一备受瞩目的专场中,来自西奈山医学院、埃默里大学和麻省总医院的三位顶级专家,针对新诊断多发性骨髓瘤(NDMM)诊疗路径中的关键节点——移植的定位、诱导方案的选择以及维持治疗的策略——展开了深入探讨,为临床实践提供了新的循证依据。

免疫新药冲击下,自体移植正由“标准必选”向“基于MRD的精准决策”演进

讲者:Cesar Rodriguez Valdes, MD (Icahn School of Medicine at Mount Sinai)

议题:Transplant in Myeloma: What is its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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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D38单抗等强效新药重塑一线治疗格局的当下,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SCT)这一经典疗法的地位是否发生动摇?Valdes教授首先回归本源,重申了NDMM治疗的四大核心目标:在实现疾病控制与器官功能恢复的同时,追求深度且持久的缓解,从而延缓挽救治疗的使用,并最终确保患者拥有良好的生活质量。

Valdes教授客观地指出,尽管几十年来高剂量美法仑联合ASCT一直是适合移植患者的标准治疗(SOC),但这一策略正面临新的审视。他引用的 DETERMINATION 等关键研究数据显示,早期移植虽然显著延长了无进展生存期(PFS),但在总生存期(OS)上与“延迟移植”策略相比,尚未观察到统计学显著差异。这意味着,对于部分患者而言,推迟移植并未以牺牲长期生存为代价,这为临床决策提供了更灵活的空间。

展望未来,Valdes教授认为移植决策将不再是单一的路径依赖,而是向基于 MRD(微小残留病) 状态的风险适应性选择转变。他特别提到了正在进行的 MIDAS 等临床试验,这些研究试图验证一个关键假设:对于诱导治疗后已达到深层MRD阴性的患者,是否可以安全地豁免或推迟移植?

他在总结中强调,目前的移植仍是加深缓解、延长PFS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对于诱导反应不佳的患者具有重要价值;但在未来,随着强效药物组合的应用,更多患者有望通过单纯的药物治疗实现长期缓解,从而将移植逐渐转型为一种“基于风险和深度的备选策略”,而非所有患者的必选项。

包含CD38单抗的四药联合方案,凭借深度缓解优势确立了适合移植患者的一线标准

讲者:Jonathan L. Kaufman, MD (Emory University)

议题:What is the Best Induction for Myeloma for the FIT pat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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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ufman教授通过一张生动的“肿瘤负荷(Tumor Bulk)”清除曲线图,回顾了诱导治疗从VAD、Thalidomide到VRd三药方案的演变历程,并指出当前的治疗重心已转向包含抗CD38单抗的四药联合方案(Quadruplets)。

他指出,对于适合移植(Fit)的患者,包含抗CD38单抗的四药联合方案已积累了充分的循证医学证据,成为当前的标准治疗(SOC)选择。 这一观点主要基于多项III期临床研究的数据支持:

  1. GRIFFIN 研究显示,D-RVd(达雷妥尤单抗+来那度胺+硼替佐米+地塞米松)相比传统三药方案,在严格完全缓解(sCR)率和MRD阴性率上具有显著优势;

  2. PERSEUS 研究进一步证实了皮下注射 D-VRd 方案在一线治疗中的PFS获益,且安全性可控;

  3. IsKia 研究则探索了 Isa-KRd(艾沙妥昔单抗+卡非佐米+来那度胺+地塞米松)方案,特别是在高危细胞遗传学异常患者中,展现了令人鼓舞的深度清除能力。

Kaufman教授分析道,诱导治疗的核心目标是在移植前将癌细胞数量从1012级迅速清除至100甚至达到 MRD-10-6的深度。相比三药方案,四药方案在降低肿瘤负荷方面表现出更深、更快的潜力,这为患者获得长期生存获益奠定了基础。

维持治疗策略正突破单药局限,探索双药联合及MRD导向下的“功能性治愈”可能

讲者:Noopur Raje, MD (Mass General Hospital Cancer Center)

议题:Choosing the Optimal Maintenance Strategy in Multiple Myel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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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延缓复发的关键防线,维持治疗的策略也在随治疗强度的增加而发生演变。Raje教授指出,虽然目前的标准方案仍是来那度胺(Lenalidomide)单药维持,但未来的方向将更加注重分层与精准化。

她重点阐述了维持治疗领域正在探索的三大趋势: 首先是 高危人群的双药联合策略。对于携带 del(17p) 等高危遗传学特征的患者,单药维持可能难以长期压制疾病进展,因此 SWOG S1803 (DRAMMATIC) 等研究正在积极探索“达雷妥尤单抗 + 来那度胺”双药维持的临床价值。其次,新药替代 也是重要方向,新一代 CelMODs 药物(如 Iberdomide)及双特异性抗体有望为患者提供更多元的维持选择。

最为前沿的观点则是关于 “功能性治愈” 的讨论。Raje教授展示了一张名为“The Future”的幻灯片,提出未来的治疗目标或许可以向 “持续MRD阴性下的停药观察”(Sustained MRD negativity and no treatment)迈进。如果患者在维持治疗期间实现了持续的深层MRD阴性(如10-6级别),临床上或许可以探索停止治疗的可行性。这不仅有助于减少长期服药的副作用和经济负担,也代表了多发性骨髓瘤治疗向“慢病化管理”甚至“功能性治愈”迈出的重要一步。

总结

2025年ASH大会的这场讨论,勾勒出NDMM治疗格局的演变方向:诱导期四药联合方案的应用日益广泛,旨在追求更深缓解;移植期虽然地位依然稳固,但基于MRD的个体化决策正在成为研究热点;维持期则向着精准化、有限疗程的目标探索。随着检测技术的进步和新药的不断涌现,多发性骨髓瘤的治疗前景将更加值得期待。

责任编辑:Ashelin
排版编辑:Ashe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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