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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ASH领航之声｜高文/刘爱军教授 vs Nikhil Munshi教授：迈向“全员四药”时代——NDMM前线治疗的精准分层与MRD指导

2025年12月30日

整理：肿瘤资讯

来源：肿瘤资讯

2025年12月，第67届美国血液学会（ASH）年会如期在奥兰多盛大召开。作为全球血液学领域的顶级盛会，ASH年会再次汇聚了全球顶尖专家，共同探讨血液肿瘤治疗的最新突破。多发性骨髓瘤（MM）作为本次大会的焦点领域之一，其治疗格局正在经历从“三药”向“四药”联合、从经验治疗向MRD（微小残留病）精准指导的深刻变革。
在此背景下，【肿瘤资讯】特别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的高文教授与刘爱军教授，对话国际骨髓瘤领域的领军人物哈佛医学院Dana-Farber癌症研究所的Nikhil C. Munshi教授。三位专家围绕新诊断多发性骨髓瘤（NDMM）的前线治疗策略、高危患者管理以及MRD指导下的精准治疗展开了深度对话，为您带来ASH现场的权威声音。

高文

副主任，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导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血液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导
北京医学会血液专业委员会委员
北京医学会血液专业委员会青委副主任委员
亚洲骨髓瘤网委员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血液学专业委员会常委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骨髓瘤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华血液学杂志通讯编委
目前研究方向为浆细胞疾病的诊断及治疗
主持北京市自然及医管局扬帆计划临床创新项目基金

刘爱军

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血液内科副主任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主任医师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止血与血栓分会副主委兼秘书长，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骨髓瘤分会常委，
中国女医师协会药学专委会常委，
中国女医师协会血液专委会委员,骨髓瘤学组常委
北京围手术期医学研究会血液专委会副主委，
北京整合医学协会血液专委会常委，
北京癌症防治协会止血与血栓分会常委，
北京健康促进会血液肿瘤精准诊疗专委会常委，
北京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委员
北京医学会内科学分会青委(第十二届)
2015-2016年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学肿瘤研究所访问学者
研究领域：血液肿瘤，特别是浆细胞肿瘤，肿瘤与出凝血
第一或通讯作者在JHO，BR等杂志发表SCI、核心期刊论文四十多篇，副主编/参编专著/教材 8部
《Frontiers》，《智慧药学》(英文)等杂志编委

Nikhil C.Munshi教授

哈佛医学院医学教授

Munshi博士于于2001年加入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
现任杰罗姆·利珀·多发性骨髓瘤中心基础和相关科学主任。
Nikhil C. Munshi博士是国内外知名的多发性骨髓瘤研究专家，担任多项医学教育和研究职务。
Munshi博士的研究重点是理解多发性骨髓瘤的基因组不稳定性，推动诊断和治疗的改进。他首次描述了多发性骨髓瘤的突变谱和克隆结构，揭示了克隆演变的模式。
Munshi博士在Dana Farber癌症研究所和哈佛医学院推动了以实验室观察为基础的临床试验项目。
Munshi博士拥有超过400篇经过同行评审的出版物，并参与多项多发性骨髓瘤管理的指南制定。
Munshi博士曾获多项重要奖项，包括“Waldenström’s Award”，以表彰其在多发性骨髓瘤研究中的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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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髓瘤“全员四药”时代到来，联合方案重塑前线治疗标准

高文教授：非常荣幸能在奥兰多与Munshi教授进行对话。众所周知，骨髓瘤的治疗领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今年ASH年会上，我们注意到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即针对新诊断患者的“全员四药”（Four drugs for everyone）策略。越来越多的数据支持将CD38单抗联合PI（蛋白酶体抑制剂）、IMiD（免疫调节剂）和地塞米松作为标准治疗。Munshi教授，在您的临床实践中，对于高危（High-Risk）患者，您目前的最佳治疗策略是什么？

Nikhil C. Munshi教授：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确实，我们的临床实践正在发生重大转变。目前，我们几乎对所有新诊断患者都倾向于使用四药联合方案（Quadruplet Regimens）。无论是艾沙妥昔单抗（Isatuximab）还是达雷妥尤单抗（Daratumumab），联合VRd（硼替佐米、来那度胺、地塞米松）或KRd（卡非佐米、来那度胺、地塞米松），都能带来极深的缓解深度。

对于高危患者，四药联合更是必不可少的。这类患者的疾病生物学行为更具侵袭性，仅仅依靠三药方案往往难以压制病情。通过强效的四药诱导，我们可以最大程度地清除肿瘤负荷，为后续的移植和维持治疗打下坚实基础。因此，“全员四药”不仅是一个口号，更是基于大量循证医学证据的临床新标准。

极高危患者治疗方案已突围，从基因突变到CAR-T前移

高文教授：对于那些“双重打击”（Double Hit）甚至多重打击的极高危患者，例如伴有TP53突变或17p缺失的患者，即便使用四药联合，预后依然不尽如人意。针对这类极高危人群，我们是否有更好的应对策略？

Nikhil C. Munshi教授：您提到了骨髓瘤治疗中最棘手的痛点。对于伴有del(17p)等高危遗传学异常的患者，常规化疗的效果确实有限。我们需要更具创新性的思维。

目前的探索方向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持续的强效治疗。对于极高危患者，我们不能轻易降级治疗强度。第二，免疫治疗的前移。我个人非常看好将CAR-T细胞疗法作为一种巩固治疗手段引入前线。虽然目前这还不是标准治疗，但早期临床试验数据非常令人振奋。对于极高危患者，在四药诱导后尽早使用CAR-T或双特异性抗体进行清除，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其不良预后。

MRD指导下的精准抉择，治疗遵守“阴性减量，阳性加量”

刘爱军教授：除了药物组合，精准治疗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特别是MRD（微小残留病）检测，其在指导治疗决策中的地位日益凸显。Munshi教授，您认为未来是否所有患者都需要达到MRD阴性？我们能否根据MRD状态来决定是否进行自体干细胞移植，或者调整维持治疗的强度？

Nikhil C. Munshi教授：MRD指导治疗（MRD-guided therapy）绝对是未来的方向。我认为这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首先，MRD阴性是“减法”的依据。如果患者经过治疗达到了持续深度的MRD阴性，我们可以考虑降低治疗强度，甚至在未来实现“停药观察”，从而减少副作用，提高生活质量。其次，MRD阳性是“加法”的信号。如果患者在治疗后MRD持续阳性，或者由阴转阳，这预示着早期复发的风险。此时我们需要及时干预，通过更改方案或强化治疗来清除残留病灶。

至于移植，目前对于适合移植的患者，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仍然是标准治疗。但随着四药联合及免疫治疗带来的深度缓解，未来在MRD持续阴性的前提下，部分患者或许可以推迟甚至免除移植，但这需要更多前瞻性数据的支持。

平衡疗效与毒性，如何实现衰弱患者的个体化管理？

刘爱军教授：在临床中我们还常遇到一类特殊人群——高龄或衰弱（Frail）患者。对于他们，四药联合虽然有效，但可能会带来难以耐受的毒性。如何在疗效与安全性之间找到平衡点？

Nikhil C. Munshi教授：这是一个非常体现临床智慧的问题。处理衰弱患者时，我们需要区分“骨髓瘤导致的衰弱”和“生理性衰弱”。很多患者是因为骨髓瘤造成的骨折、贫血或肾损而显得衰弱。对于这类患者，当我们使用包含达雷妥尤单抗等药物的三药或四药方案（如D-Rd）进行治疗后，随着肿瘤负荷的下降，他们的身体状况反而会改善，衰弱是可逆的。因此，关键在于剂量的精细调整。我们可以在起始阶段适当降低剂量，待患者耐受性提高、症状改善后，再逐步恢复标准剂量。这样既能保证疗效，又不至于让患者因毒性而中断治疗。

总结

通过上篇的访谈，我们清晰地看到了NDMM治疗的未来图景：四药联合确立为新基石，高危患者期待免疫疗法的早期介入，而MRD则成为贯穿全程的导航仪。在下篇报道中，三位专家将继续深入探讨复发难治性骨髓瘤的免疫序贯治疗、耐药机制破解。

责任编辑：Ashelin
排版编辑：Ashe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