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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一龙教授：中国肺癌研究逐渐成为全球领域「先行者」

08月04日

整理：肿瘤资讯

2025 年 8 月 1 日，备受业界瞩目的第 15 届中国肿瘤学临床试验发展论坛，暨广东省临床试验协会（GACT）/ 中国胸部肿瘤研究协作组（CTONG）2025 年度会议在底蕴深厚的羊城广州盛大启幕。本届年会秉持搭建多中心临床试验高效交流平台的宗旨，聚焦肺癌等胸部肿瘤的精准诊疗突破、耐药机制深度解析、创新疗法研发应用等前沿议题，致力于为中国肿瘤学临床试验的高质量发展与范式变革注入强劲动力。会议期间，肿瘤资讯有幸对大会主席吴一龙教授进行专访，围绕「肺癌治疗格局变迁与挑战」这一核心主题展开深度对话。现将专访内容精心整理呈现，以期为业界同仁提供有益参考与启示。

吴一龙教授

广东省人民医院

肿瘤学教授、博士生导师、IASLC 杰出科学奖获得者
中国医师协会（CMDA）副会长

广东省医师协会（GDMDA）会长

广东省人民医院（GDPH）首席专家

广东省肺癌研究所（GLCI）名誉所长

中国胸部肿瘤研究协作组（CTONG）主席

2018 - 2024 年临床医学领域全球高被引科学家中国临床肿瘤学会首任理事长、荣誉主席

Q1：如何优化临床前模型和临床试验设计 (如篮子/伞式试验、适应性设计、真实世界研究整合) 来加速满足这些不断增加的新药研发需求，并提高成功率?

吴一龙教授：

近年来，肺癌领域经历了深刻而显著的变革，其核心驱动力源于创新药物与治疗策略的突破性进展。以 T 细胞衔接器（TCE）、双特异性抗体及抗体偶联药物（ADC）为代表的新型治疗手段持续涌现，为临床实践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在治疗模式演进中，既往基于驱动基因状态（阳性/阴性）的分层策略已显现显著成效 —— 靶向治疗与免疫治疗的精准应用，使非小细胞肺癌的疗效达到了相当高的平台期。这一现状对后续新药研发与临床研究设计提出了严苛挑战：唯有疗效超越现有「基准门槛」的药物，才能跻身标准临床应用的行列。与此同时，临床研究面临的另一个核心困境是「符合入组人群的持续萎缩」。

在靶向治疗领域，靶点人群从早期 EGFR、KRAS 突变（占比 20%-30%），到后续备受关注的 ALK 突变（仅 5%），再到如今聚焦的罕见靶点（占比多在 1% 左右），患者基数不断缩减；而免疫治疗在整体疗效触及瓶颈后，也进入了人群细分的新阶段。而当前临床试验普遍设置严格而细致的入组标准，导致实际入组率最多也仅为 30%，70% 的患者因不符合条件被排除在外，进一步加剧了研究开展的难度。

为破解上述困局，一系列创新试验设计应运而生。其中，篮子试验、伞状试验等适应性设计通过动态分组策略提升研究效率；而「以患者为中心的临床试验」理念，则正在重塑整个研究范式。该模式强调扩大入组范围，例如 CTONG 协作组开展的 HER-2 靶向治疗研究便采用横断面设计，同步纳入严格入组、宽松入组队列及真实世界数据，全面评估药物的疗效与安全性。这种设计通过减少选择性偏倚，显著提升了研究结果的外部效度，使其更贴近真实临床场景。

无独有偶，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同期倡导的「务实临床试验」（Pragmatic Clinical Trials）也体现了相似的革新思路：通过简化入组标准（如仅要求 ECOG PS 评分 ≤ 2）、减少非必要检查，并以总生存期（OS）等客观性终点作为核心评价指标，目前已启动千例级规模试验并获得监管层面的认可。在药物开发的技术层面，变革同样深刻。美国 FDA 已明确提出减少临床前研究中的动物实验，AI 技术与多模态细胞学、药理学等新兴手段正成为替代方案 —— 它们能够模拟实验过程、预测药物效果，推动研发模式从传统依赖动物模型向数字化、精准化转型。可以预见，AI 与信息化技术的深度应用，将贯穿从临床前研究到临床试验的全流程，不仅提升效率，更将推动整个领域从基础研究到临床转化的全链条革新。

Q2：在新药研发的推动下，肺癌的治疗格局发生了哪些根本性的变化? 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概括肺癌治疗格局变迁的未来趋势，您会选择什么?

吴一龙教授：

我想用一个大家熟知的四川「变脸」来形容当前肺癌领域新药不断涌现及未来治疗格局的演变，这一比喻尤为贴切。变脸艺术中，脸谱瞬息万变，而当下肺癌治疗领域的变革虽不似变脸那般瞬间完成，但其迭代速度之快同样令人瞩目。以免疫治疗为例，自 2015 年首个全球范围内的免疫治疗药物上市至今，我们用了整整 10 年时间，在二线、一线治疗，以及早期、晚期、局部晚期等不同疾病阶段持续探索，才逐步建立起当前的标准治疗模式，如今的临床实践正是基于这一模式展开。

然而从去年开始，针对这一「王者」地位的挑战日益增多 —— 诸多新药将现有标准治疗作为对标对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我国自主研发的 PD-1/VEGF 双抗。这种药物并非简单结合 PD-1 抑制剂与 VEGF 抑制剂两种成分，而是通过创新设计整合为单一药物，直接向目前公认最为成功的免疫治疗药物 —— 帕博利珠单抗（K 药）的「王者地位」发起冲击。尽管其最终能否成功尚需等待研究结果的进一步验证，但我们可以预见：一旦在晚期肺癌的某一领域取得突破，其应用潜力将延伸至晚期肺癌的其他场景，甚至可能改写早期患者的治疗策略。

届时，整个治疗格局将面临「重新洗牌」，所有治疗探索都可能需要在新的基准上重新展开 —— 这正是「变」的核心体现。值得注意的是，挑战「王者」的并非只有 PD-1/VEGF 双抗，目前已有多种药物在不同领域发起冲击，整个领域的变革节奏正不断加快。这不仅为临床医生提供了历史性的探索机遇，更让我们有机会通过更优的治疗选择，为患者带来更好的临床获益。因此，「变」字足以概括当前肺癌治疗领域的整体格局。

Q3：您在本次 CTONG 2025 年会上的主题主要围绕肺癌治疗格局的变迁。请您为中国肺癌临床医生描绘和总结一下全球肺癌治疗的变化以及对中国临床实践的影响?

吴一龙教授：

在我看来，全球肺癌治疗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靶向治疗的持续演进。作为精准治疗的核心代表，靶向治疗在当前肺癌治疗中的地位仍不可替代。其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在现有基础上探索兼具更高疗效、更优安全性与更佳患者可及性的治疗方案 —— 而非像部分现有临床试验那样，仅聚焦疗效提升而忽视毒副作用等其他关键维度。

例如，我们近期的一项调研显示：有一种治疗方案虽能延长患者 1 年生存期，但需患者频繁往返医院，且超过半数患者会出现 ≥ 3 级不良反应，加之药物可及性低、费用高昂，最终患者与医生的选择高度一致 —— 更倾向于选择虽疗效稍差，但更简便、具有安全性的治疗方式。

因此，精准治疗未来的发展虽会倡导联合治疗，但在确保疗效提升的同时需将安全性指标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可允许较单药治疗略有升高，但需避免过度毒性反应）。此外还需要兼顾治疗的便利性经济性，让患者能更好回归家庭与社会，例如单药的靶向治疗方案。

另一方面则是免疫治疗的创新突破。与靶向治疗不同，免疫治疗的发展路径已呈现新的特征 —— 双特异性抗体的涌现便是重要标志。因此，我认为免疫治疗未来的核心发展方向，在于探索「下一代免疫治疗」方案。

Q4：您早期主导了 IPASS 研究，开创了 EGFR 靶向治疗在亚洲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的精准治疗范式。回顾这 15 年来，肺癌靶向治疗从单一靶点走向复合靶点，甚至出现了双抗、小分子与 ADC 等多样机制的药物。您如何看待靶向治疗的成功经验在新药研发中所起的引领作用以及未来所面临的挑战?

吴一龙教授：

中国新药研发的历程呈现出两个鲜明的阶段性特征。若以 2020 年为界回顾这 15 年的发展，这种分界尤为清晰。2020 年之前，无论是靶向治疗还是免疫治疗领域，中国虽新药频出、看似热闹，但深究本质，多为「Me-too（模仿创新）」药物，临床试验设计也多遵循这一逻辑。例如研发第三代 EGFR-TKI 时，直接照搬既往完整临床研究方案，未作调整便开展试验，且均取得了成功；免疫治疗领域亦是如此，KEYNOTE-189（针对腺癌）、KEYNOTE-407（针对鳞癌）两项研究奠定了非小细胞肺癌免疫治疗的基础后，国内便「批量复制」其试验设计模式推进研究。

这一「Me-too」阶段对人口众多的中国而言具有特殊价值：其一，大幅提升了前沿治疗手段的患者可及性，目前中国患者能以全球低价使用创新药 —— 以帕博利珠单抗（K 药）和奥希替尼为例，国内第三代 EGFR-TKI 月均费用仅数百元，而国外同类药物仍高达数万元；其二，通过这类临床试验培养了大批临床研究人才，这一贡献毋庸置疑；其三，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为探索新的研究方法与思路奠定了基础。

2020 年之后，中国新药研发格局发生显著转变，从「Me-too」逐步迈向「first-in-class（同类首创）」，涌现出多个领域内领先的创新药物。例如前文提及的「PD-1/VEGF 双抗类药物」，为全球首个该类药物；Trop-2-ADC 领域研究虽热度很高，中国是该领域的先行者，全球首个肺癌 Trop-2 靶向药物是在中国获得率先批准，美国相关研究则紧随其后。此外，在新靶点探索方面，中国也做出了突破性贡献 —— 如针对 MET 原发性扩增这一曾被忽视的方向，中国研究者取得了开创性成果。这些均是引领全球的研究突破，清晰展现了两个阶段的差异。展望未来，中国新药研发应进一步扩大「first-in-class」的领先优势，巩固全球领跑地位，同时减少「follow-me-too（跟随模仿）」研究。唯有如此，才能让研发前景更加光明，使民众更快用上更优质的药物。

排版编辑：HY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