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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under35】李望舒博士：在携带BRCA1/2胚系致病突变者中，风险降低性输卵管-卵巢切除术后发生高级别浆液性癌的研究解读

07月03日

作者：李望舒

医院：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第九届“35under35”报名已正式结束，数百位青年肿瘤医生将继续参与后续的一系列学术活动，展示青年医生的风采！第一轮为ASCO摘要解读，候选人在2024&2025 ASCO口头报告专题中自由选择一份进行点评，现进行集中展示，供各位品评！如您喜欢，请不吝点赞或分享，让更多的医生同道看到！同时，您也可以在下方发表您的见解哦！

李望舒

主治医师

具有较好科研能力，目前发表 SCI 论文 20 余篇（其中第一/通讯及共同第一
作者 13 篇，中科院二区 3 篇，1篇论著影响因子大于 10，单篇最高影响因子
12.5，累计影响因子46。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主持市级项目3项，校
级课题2项,荣获市优秀青年科技人才项目，并担任多个国际学术期刊的审稿人。
致力于妇科肿瘤基础及临床研究，专注于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分子机制研究，从
细胞模型构建到表观遗传调控及信号通路解析的多层次探讨。
在临床技能方面，从事妇产科相关工作多年，熟悉常见妇产科疾病诊疗及手术基
本操作。2017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于大连市妇儿中心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目前已经取得妇产科主治医师资格，可独立从事部分二级及三级手术，比较熟悉学
科相关疾病相关诊疗，对妇科肿瘤有较好的认识与掌握。

ASCO解读文献

High-grade serous carcinoma occurring after risk-reducing salpingo-oophorectomy in BRCA1/2 germline pathogenic variant carriers

摘要

研究背景

风险降低性输卵管-卵巢切除术（RRSO）对于BRCA1/2胚系致病突变携带者能够有效预防高级别浆液性癌（HGSC）。然而，一些女性在RRSO后仍然发展为HGSC，且病理学检查未发现明显的病变。本研究评估了在RRSO后未发现病理学改变的情况下，HGSC的长期发生率及其相关风险因素。

研究设计

本研究从荷兰遗传性乳腺卵巢癌（HEBON）队列中筛选了BRCA1/2 GPV携带者。通过荷兰全国病理学数据库（PALGA）获得了RRSO后的HGSC随访数据，并通过组织病理学复核确认。采用Kaplan-Meier分析法计算HGSC的累积发生率，并使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计算与RRSO后未发现病理学改变的HGSC相关的风险因素。

研究结果

共有2519名女性被纳入研究，随访的中位时间为13.4年。BRCA1 GPV携带者的20年累计发生率为1.5%，BRCA2 GPV携带者为0.2%。所有发生HGSC的女性均在推荐的年龄后接受了RRSO。其中，未能充分切片和处理的RRSO标本、较高的RRSO年龄以及携带BRCA1 GPV均与HGSC发生的风险增加相关。

结论

在BRCA1/2 GPV携带者中，RRSO后未发现病理学改变的HGSC的长期发生率较低。严格遵循及时进行RRSO，并确保标本被充分切片和处理，可以进一步降低RRSO后数年内HGSC发生的风险。

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聚焦

该研究对RRSO后残余癌症风险提供了宝贵数据，但我们注意到其中存在多个值得进一步讨论的诊断与转化医学层面的盲点。特别是对于术后组织标本“无病理发现”的定义存在较大异质性及局限性，可能影响对真实风险的估计。

二、“无病理发现”定义的局限与隐患

研究中“无病理发现”这一分类所依据的组织处理方法高度异质：42%的标本未进行完整包埋，且仅17%采用了SEE-FIM标准处理流程^[1]，而后者已被证实在提高STIC及隐匿HGSC检出率方面具有关键意义^[2–4]。当这些未充分处理的病例被计入“无病灶”群体并作为风险估算的分母时，实际可能掩盖了部分原位病变或早期隐匿癌症，导致对RRSO后腹膜原发HGSC风险的低估。

三、缺乏分子验证的机制假设

Stroot等提出了多种HGSC术后发生机制，包括遗漏的STIC病灶、前体转移及子宫源性上皮化生等^[1]，但未提供分子层面的直接证据。既往研究已通过TP53突变追踪法揭示STIC与后续HGSC之间的克隆一致性^[5,6]，但本研究未纳入类似验证手段，如全基因组测序或空间转录组学，从而限制了对肿瘤起源机制的明确推断。

四、指南滞后与实践差距问题突出

研究中所有HGSC病例均出现在超过指南推荐年龄后接受RRSO的患者中（BRCA1为35–40岁，BRCA2为40–45岁），但作者未针对该现实差距提出系统层面的干预建议[1]。尽管已有研究提出分期切除（输卵管先切、卵巢延后）可在不加重绝经负担的前提下降低风险^[7]，但相关策略仍缺乏前瞻性临床验证与广泛应用。

五、临床实践建议与未来方向

本研究提示我们必须警惕三重盲区：诊断标准不一致可能造成“无病灶”假象；机制假设若无分子支撑易误导管理策略；而缺乏系统层面干预将削弱预防效果的现实可及性。我们建议：

所有RRSO术标本强制采用SEE-FIM处理及双读病理审核以最大限度提高病灶检出率；
后续HGSC病例应纳入TP53突变追踪及克隆分析，以明确病灶起源；
推动延迟卵巢切除等策略的前瞻性研究，并构建基于行为学与多学科参与的共享决策框架，以提升高危人群及时接受RRSO的比例。

如果RRSO被视为卵巢癌预防的核心举措，那么诊断标准、发病机制和干预策略理应共同达到相应的科学严谨性和临床可行性。

参考文献

1. Stroot, I.A.S. et al. High-grade serous carcinoma occurring after risk-reducing salpingo-oophorectomy in BRCA1/2 germline pathogenic variant carriers. J Natl Cancer Inst 117, 719-727 (2025).
2. Medeiros, F. et al. The tubal fimbria is a preferred site for early adenocarcinoma in women with familial ovarian cancer syndrome. Am J Surg Pathol 30, 230-6 (2006).
3. Powell, C.B. et al. Risk-reducing salpingo-oophorectomy in BRCA mutation carriers: role of serial sectioning in the detection of occult malignancy. J Clin Oncol 23, 127-32 (2005).
4. Rabban, J.T. et al. Multistep level sections to detect occult fallopian tube carcinoma in risk-reducing salpingo-oophorectomies from women with BRCA mutations: implications for defining an optimal specimen dissection protocol. Am J Surg Pathol 33, 1878-85 (2009).
5. van den Berg, C.B. et al. Cl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TIC and subsequent high-grade serous carcinoma in BRCA1/2 mutation carriers several years after RRSO. Gynecol Oncol 187, 113-119 (2024).
6. Labidi-Galy, S.I. et al. High grade serous ovarian carcinomas originate in the fallopian tube. Nat Commun 8, 1093 (2017).
7. Kwon, J.S. et al. Prophylactic salpingectomy and delayed oophorectomy as an alternative for BRCA mutation carriers. Obstet Gynecol 121, 14-24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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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肿瘤资讯-35under35班长

07月03日

张晓妮

荣成市人民医院 | 肿瘤内科

感谢分享，获益良多

07月03日

李海志

常州市中医院 | 乳腺外科

详细全面的阐述了高级别浆液性卵巢输卵管癌。

07月03日

袁素娟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 肿瘤科

风险降低性输卵管-卵巢切除术（RRSO）对于BRCA1/2胚系致病突变携带者能够有效预防高级别浆液性癌（HG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