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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凡联盟】宋政炜教授：探索胰腺癌的现状与未来，聚焦前沿研究与治疗创新

03月06日

整理：肿瘤资讯

来源：肿瘤资讯

胰腺癌作为一种高度威胁生命的肿瘤，其发病率和死亡率近年来呈现迅猛上升的趋势，成为全球恶性肿瘤中备受关注的疾病之一。【肿瘤资讯】特邀嘉兴市第二医院宋政炜教授深入探讨胰腺癌的发病机制、诊断困境、基础研究进展，并对胰腺癌治疗模式的变革提出独到见解，为我们全面了解当前胰腺癌领域的现状与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了深刻洞察。

本期特邀专家—宋政炜教授

宋政炜

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

肝胆外科亚专科主任
浙江省卫生系统高层次人才“医坛新秀”
嘉兴市卫生系统351人才“后备学科带头人”
嘉兴市卫生系统“优秀青年医师”
浙江省医学会加速康复外科分会青年委员
浙江省医学会肿瘤外科学分会青年委员
嘉兴市医学会加速康复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
嘉兴市医学会肝胆外科学分会常委秘书
嘉兴市医学会外科学分会秘书
浙江省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ERCP学组青年委员
嘉兴市医学会肝胆外科学分会ERCP学组秘书
嘉兴市医学会肝胆外科学分会胆胰内镜学组委员
嘉兴市抗癌协会肝胆胰学组委员
嘉兴市肿瘤质控中心肝胆胰专家组成员

胰腺癌的威胁与挑战：发病率与死亡率迅猛上升

诊断与治疗面临重重困境

宋政炜教授：胰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国内外均呈迅猛上升，并显示出年轻化的趋势。据2018年的GLOBOCAN数据，胰腺癌全球发病率位列所有恶性肿瘤的第十四位，死亡率排名第七位^[1]。2019年中国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表明，我国每年新发9.5万例胰腺癌病例，居我国恶性肿瘤发病率的第十位，但其中8.5万例患者在同年不治而亡。胰腺癌在男性和女性肿瘤相关死因中分别占据第六位和第七位，预后极为不良，五年生存率仅有7.2%至9%。

与此同时，胰腺癌的诊断面临严峻挑战。尽管胰腺癌发病率逐年攀升，但尚未建立起完善且规范的早期诊断体系。这导致胰腺癌的早期诊断率极低，甚至不足5%。令人担忧的是，约60%的患者在首次就诊时已经发生了转移，而约30%的患者在首次就诊时已经进入局部晚期，这成为整体预后不佳的主要原因之一^[2]。

关于治疗和预后方面，尽管手术治疗是目前唯一可行的治疗手段，但仅有不到10%的患者适合接受手术。同时，胰腺癌对放疗的敏感性较低，对于化疗耐药性较高，导致胰腺癌的诊治和预后面临重大挑战^[3]。

探索胰腺癌的基础研究前沿：

靶向药物、miRNA和免疫微环境

宋政炜教授：基础研究在胰腺癌领域的重要性不可忽视。胰腺癌具有高度异质性和分散的靶点，这导致了靶向药物研发的困难和产出率的低下。尽管已经发现一些在胰腺癌发生和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基因，如CA19-9、CEA、p53和K-ras等，但具体效果仍然有限^[4]。因此，胰腺癌的基础研究亟需深入探索更多基因、蛋白和信号通路的变化。

miRNA在胰腺癌研究中展现了显著的诊疗及预后价值。miRNA是一类短序列单链分子，通过对靶基因mRNA的调节影响靶基因的表达，参与胰腺癌的发生并调控细胞生物学行为，包括胰腺癌细胞的增殖、凋亡和转移。在胰腺癌的诊断中，miRNA在组织中的异常表达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在早期胰腺癌的诊断中具有指导意义。此外，特定miRNA的异常表达可用于准确判断患者的生存期和预后，调节耐药性和敏感性，甚至在靶向治疗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在诊断筛查方面，miRNA 在胰腺癌组织中的异常表达对胰腺癌的诊断具有重要意义，在胰腺癌的早期阶段，miRNA的异常表达常常提示早期胰腺恶性病变。在预测价值方面，特异性 miRNA 的异常表达可用于准确判断患者的生存期和预后，例如，miRNA-155、miRNA-210 和 miRNA-222高表达的胰腺癌患者可能预后更差。在耐药性方面，miRNA-10b的异常表达、miRNA-21 的低表达、miRNA-200b 及 miRNA-200c 的高表达可能与吉西他滨敏感性相关。在靶向治疗方面，miRNA可靶向抑制靶基因发挥作用，因此，未来有望利用反义核苷酸技术来达到靶向治疗的作用。目前针对 miRNA 的靶向药正在进一步探索中。当前，针对miRNA的靶向药物的研发仍在积极探索中。

长链非编码RNA（lncRNA）对于胰腺癌免疫微环境（TIME）的影响成为研究焦点，以程序性死亡受体-1/程序性死亡-配体1（PD-1/L1）为代表的免疫检查点为胰腺癌的治疗带来了里程碑式的进展。然而，胰腺癌独特的肿瘤微环境给免疫治疗带来了挑战。最新的基础研究结果揭示了RNA N6-甲基腺苷（m6A）修饰与PD-L1在TIME中的关系。团队验证了m6A核心催化酶METTL3通过调节一种lncRNA（MALAT1）来影响PD-L1的表达，为胰腺癌的免疫微环境和免疫治疗效果提供了重要线索^[5]。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基础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胰腺癌的发病机制，还为疾病治疗和预后评估提供了新的方向和策略。

胰腺癌治疗模式的变革与手术进展：

从“Surgery First”到MDT的演变

宋政炜教授：胰腺癌治疗模式正经历转变。尽管手术切除仍是胰腺癌的根治性治疗方式，然而，考虑到术后高复发率和其系统性特征，治疗模式正在从过去的“surgery first”向多学科综合治疗（MDT）模式演变。术后辅助治疗逐渐成为标准，全程新辅助治疗等术前治疗也呈上升趋势。外科手术水平、腹腔镜和机器人辅助手术等微创技术的显著进步明显提高了胰腺癌的手术切除率，使得手术指征、时机和切除范围等外科问题值得重新探讨^[6]。

在评估胰腺癌可切除性方面，传统的形态学标准，如CT和MRI等影像学表现，依据是有无大血管受累及远处转移。形态学标准的不足是异病同治，未能体现或仅部分体现了肿瘤的生物学行为。形态学标准即“能否切除”更多取决于术者技术及经验性因素，而“应否切除”体现出对肿瘤生物学行为的认知，关键是如何筛选获益人群。

手术方式的选择也在发生变化，我国胰腺癌大数据中心（CPDC）数据库2016—2020年13,595例胰腺癌手术病例数据显示，腹腔镜手术占比为12.6%，机器人辅助手术占比为2.9%，其余为开放手术，这表现出我国胰腺癌手术仍以开放术式为主，腹腔镜及机器人辅助手术尚未成为“主流”或常规应用的标准术式。目前仍缺乏高质量的临床研究数据，腹腔镜手术在大型胰腺中心开展较多，不同中心、不同术者之间，技术水平、经验积累、入组病人疾病性质等差异较大。

此外，对于手术入路的选择也在不断演变。在入路选择上，胰十二指肠切除术遵循的传统入路是静脉优先。随着肠系膜上静脉、门静脉切除重建的常规化开展，静脉受侵不再是手术禁忌，基于肠系膜上动脉是否受累即动脉优先作为术中是否继续进行手术的判断依据更具合理性。近年来，随着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的开展，动脉优先入路衍生出多种入路，如后入路、前入路等。入路服从于解剖的需要，解剖服从于根治的需要，根治服从于预后改善的需要，对于手术入路的选择，宜根据病人原发肿瘤部位、是否累及肠系膜上静脉和门静脉、术者经验等个体化选择。

参考文献

1.    Bray F, Ferlay J, Soerjomataram I, Siegel RL, Torre LA, Jemal A. Global cancer statistics 2018: GLOBOCAN estimates of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worldwide for 36 cancers in 185 countries [published correction appears in CA Cancer J Clin. 2020 Jul;70(4):313]. CA Cancer J Clin. 2018;68(6):394-424. doi:10.3322/caac.21492.
2.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胰腺癌早诊早治专家共识. 临床肝胆病杂志 36, 2675–2680 (2020).
3.    余伟, 王晓光, 宋政炜 & 费建国. MiRNA在胰腺癌中的研究进展. 肿瘤学杂志 26, 150–153 (2020).
4.    王然, 陈江, 李宏宇, 祁兴顺 & 郭晓钟. 胰腺癌研究37年及展望. 临床内科杂志 40, 577–580 (2023).
5.    Song, Z. et al. LncRNA MALAT1 regulates METTL3-mediated PD-L1 expression and immune infiltrates in pancreatic cancer. Frontiers in Oncology 12, (2022).
6.    杨尹默, 刘光年 & 田孝东. 胰腺癌外科治疗若干热点问题. 中国实用外科杂志 43, 729–734 (2023).

责任编辑：肿瘤资讯-Bree
排版编辑：肿瘤资讯-Rid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