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厌食-恶病质综合征（CACS）在不同瘤种中的发生机制和管理挑战差异显著。消化道肿瘤常伴摄入与吸收双重障碍，头颈部肿瘤面临吞咽功能受损，肺癌则与全身性炎症及代谢重编程密切相关。这种差异决定了CACS管理既需要共性框架，也需要瘤种特异性调整。在肺癌诊疗中，恶病质不仅在治疗前即可出现，还直接影响抗肿瘤治疗耐受性和后续治疗衔接。围绕瘤种差异下的精准管理、肺癌恶病质干预的启动时机、醋酸甲地孕酮的独立临床价值，以及恶病质干预如何为后续治疗保驾护航，【肿瘤资讯】特别专访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崔久嵬教授，结合肺癌诊疗流程与最新循证证据，系统阐述CACS从早期识别、动态监测到多学科干预的全程管理策略，为临床实践提供参考。
博士生导师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肿瘤中心肿瘤科主任
吉林省生物治疗重点实验室主任
吉林大学肿瘤研究所所长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 常务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肿瘤医师分会常务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常务理事
中国抗癌协会第九届理事会 常务理事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免疫治疗专委会 副主任委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生物治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药质量管理协会细胞治疗质量控制与研究专委会 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营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免疫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罕见肿瘤与罕见靶点专委会 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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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不同瘤种的恶病质发生机制和管理挑战差异显著：肺癌患者53%在治疗前已有恶病质，消化道肿瘤常伴恶心、早饱、消化吸收障碍，头颈肿瘤涉及吞咽困难和功能保留，这些差异是否要求"一瘤一策"？
崔久嵬教授：不同肿瘤在CACS的流行病学特征及发生机制方面确实存在相应差异。一项纳入47,604例中国患者的大规模研究显示，在消化道系统肿瘤中，恶病质的患病率可达50%以上，其中胰腺癌可高达62.8%，肺癌约为32%，而乳腺癌仅为15.4%[1]。由此可见，不同瘤种之间的差异十分显著。
从机制和病因学角度来看，不同瘤种各具特点，但总体而言，CACS的发生本质上是一个全身性代谢炎症紊乱综合征，涉及全身各大系统，包括肠道-大脑轴、骨骼肌-脂肪轴以及神经内分泌调控等多个层面，是一个多器官、多系统相互作用的全身系统反应。不同瘤种在这些相关反应中存在差异。在消化道系统肿瘤中，消化系统与进食密切相关，消化系统肿瘤恶病质发生几率较高，原因在于消化系统肿瘤的位置涉及消化吸收功能，且局部肿瘤占位可导致梗阻等问题，进而引起摄入不足。肺癌则主要与全身性炎症及肿瘤分泌因子增多所驱动的代谢重编程有关。头颈部肿瘤同样涉及摄入问题，因其可导致吞咽功能受损，且治疗相关毒性增加。因此，不同肿瘤的发病原因各不相同。
在此，我们主要介绍消化道肿瘤和头颈部肿瘤的管理与挑战，因为二者均涉及摄入问题并影响恶病质的发生。消化道系统肿瘤恶病质的机制主要具有摄入与吸收双重障碍的特征。消化道肿瘤可引起胃肠道不适、梗阻等相关症状，导致饱胀、呕吐等表现。恶病质本身是一种系统性炎症代谢综合征，亦可导致中枢性厌食，从而进一步加重消化系统肿瘤的相关症状。在治疗过程中，如切除手术会损失相应消化功能，使消化道解剖结构发生改变，同时也会改变神经内分泌功能。手术操作还可损伤迷走神经，加速神经内分泌紊乱。部分消化系统肿瘤，如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由于胰腺本身为外分泌器官，可导致消化酶分泌不足，引起腹胀、早饱及脂肪泻等相关症状。这意味着消化道肿瘤相关的肿瘤厌食和恶病质，其干预需同时解决“吃不下”和“吸收差”两个环节的重要病因问题。
头颈部肿瘤管理的挑战主要集中在吞咽功能方面。头颈部肿瘤本身的发生部位即可损伤吞咽功能，且治疗如手术也可造成牙齿、舌头等口腔器官的相应损伤，影响咀嚼功能和吞咽障碍，还可导致唾液腺分泌功能障碍及味觉、嗅觉异常。术后还需进行化疗、放疗，会进一步损伤口腔各器官，副作用亦会进一步加重营养不良的情形。头颈部肿瘤恶病质的管理，需要将吞咽康复训练与肠内营养支持、功能保留策略进行相应整合，而非单纯仅采用药物干预。
提到恶病质，大家往往会联想到骨瘦如柴的画面，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恶病质现象在早期即可出现。目前亚洲恶病质指南已明确提出，在3-6个月内，体重丢失大于2%，伴有相应的握力下降或食欲降低，或炎症因子CRP增高，即可诊断。如此设定的原因在于其更具临床操作性，并且能够更好地帮助识别早期患者，因为早期患者识别后是可逆的，这是我们需要高度关注的理念。因此，针对“一瘤一策”策略，此处需强调的是，一定要建立共性框架与瘤种特异性调整的分层体系。共性框架包括对所有肿瘤患者均需进行相应的营养评估、体重动态监测、炎症指标评估和肿瘤分期评估，从而更好地了解营养状态以及恶病质的分期和预后。瘤种调整主要体现在，如前所述，不同肿瘤导致恶病质的驱动因素不同，因此在驱动通路的处理方面存在相应差异。所以，对恶病质患者应明确诊断，并进行分期和分级，这对于患者抗肿瘤治疗和营养治疗均十分有益。
Q2: 数据显示，53%的晚期NSCLC患者在放化疗前就已经存在恶病质，结合肺癌诊疗流程，您认为临床医生如何做到“抗癌与抗恶病质同步进行”？您建议在哪个节点启动恶病质干预？
崔久嵬教授：一项针对52例局部晚期不可切除NSCLC患者的前瞻性研究（Marató队列）显示，基线时53%的患者符合Fearon恶病质诊断标准，且恶病质与肿瘤分期、体能状态、较低的骨骼肌指数、升高的C反应蛋白水平和中重度营养不良显著相关[2]。
恶病质对肺癌治疗疗效的负面影响有充分数据支持。日本一项纳入8000余例晚期III/IV期肺癌患者的回顾性研究显示，20.4%的患者在治疗开始后6个月内出现5%以上的体重下降，并诊断为恶病质。恶病质显示出与较差的治疗疗效和生存期密切相关。恶病质患者在初始治疗过程中的反应率明显低于非恶病质患者，相差约8%，1年生存率亦显著低于无恶病质患者[3]。
关于何时介入、如何发现，临床上重要的一点是要有恶病质诊断的理念。在肿瘤患者首诊、治疗前即应进行相应筛查，包括体重变化、BMI测量、食欲评估、炎症指标和营养评估，以筛选高危人群并诊断恶病质患者。治疗之前应将该部分患者识别出来，特别是恶病质早期、前期患者及高风险患者，若能识别出来并尽早干预，这部分患者是可逆的，更加受益于营养干预。一旦发展至晚期，不仅会影响抗肿瘤治疗，营养干预亦非常有挑战，进入不可逆阶段。因此，一定要有早期观察的理念，在诊断初始、治疗初始即进行相应筛查。
其次，对患者的干预要进行动态监测，每2-4周动态监测体重、食欲和炎症指标，及时发现是否有一部分患者发生恶病质转化，增加早期识别。肺癌恶病质干预的时机和窗口，确实与其他肿瘤一样，在诊断时和治疗之前就要及时发现恶病质人群，尽早干预。同步放化疗的队列研究已经显示，同步放化疗患者发生恶病质几率很高，后续治疗会加重恶病质发生。从分期、治疗和动态监测角度，应遵循治疗之前筛查、治疗中同步干预、治疗期间维持的全程管理理念。
Q3: 最新证据表明GDF15与热量摄入无关，那么在肺癌复杂的免疫/靶向治疗背景下，以醋酸甲地孕酮为代表的食欲刺激和抗炎治疗具有怎样的独立临床价值？
崔久嵬教授：GDF15是目前恶病质研究领域备受关注的分子，已有相关研究证明GDF15与食欲密切相关，是厌食的重要驱动因子。更多研究逐渐发现，GDF15不仅有抑制食欲的作用，还能改变机体代谢，导致分解代谢增强，独立于食欲导致恶病质发生。关于GDF15，2024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II期临床研究，证明GDF15单克隆抗体可以治疗恶病质，特别是在结直肠癌和肺癌患者中[4]。新近发表在《Cancer Cell》的一篇文章[5]揭示，GDF15也显示出肿瘤促进机体代谢重编程和免疫调控的重要关系。研究发现肿瘤细胞会产生相应的CSF-1分泌，促进巨噬细胞产生GDF15，GDF15又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导致中枢神经系统进一步促进肿瘤细胞分泌CSF-1，形成肿瘤-免疫-神经的三重调控。GDF15在这一调控过程中确实引起大家高度关注，成为目前药物研发的重点。在肺癌中，有一部分发生STK11突变的患者，本身就会促进GDF15产生，与恶病质发生密切相关。
醋酸甲地孕酮通过刺激下丘脑摄食中枢增加食欲和摄食量，其作用机制不依赖于GDF-15通路的阻断。目前研究发现，醋酸甲地孕酮确实对食欲刺激，特别是对恶病质发生中的核心重要特征——进食减少，具有正向调控作用。最近一项发表在《Translational Oncology》上的回顾性研究[6]纳入431例接受一线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的NSCLC患者，其中205例患者接受口服醋酸甲地孕酮治疗。研究显示醋酸甲地孕酮与更高的疾病控制率和更长的总体生存期密切相关，死亡风险降低25%。研究还发现醋酸甲地孕酮不仅增加食欲，而且改善腰3椎体骨骼肌指数。需要强调，醋酸甲地孕酮至少要服用6周才能实现实质性的肌肉量改变，推荐方案为160mg/日，至少持续6周。研究同时发现，醋酸甲地孕酮对肌肉的改善能够增加疗效，改变恶病质状态，改变机体体能，改变代谢，改变免疫调控状态。肌肉本身也是免疫器官、抗炎器官，肌肉量改变后可增加患者对免疫治疗的有效性。另外，一项关于肺癌合并肌少症患者的研究[7]发现，服用甲地孕酮能够下调一些炎症分子，如白介素1β、白介素6、γ干扰素、肿瘤坏死因子α等，显示甲地孕酮具有炎症调控作用。恶病质和肌少症发生的重要机制就是炎症水平升高，甲地孕酮在这方面显示出一定线索，为进一步研究机制提供了证据。醋酸甲地孕酮对患者预后不仅改善症状、改善生活质量，对预后和相关治疗均有很大积极价值。
Q4: 在局晚期NSCLC同步放化疗向免疫巩固的跨越中，临床中仅有部分患者能顺利成功衔接，多数人因放化疗积聚的虚弱与毒性反应无奈掉队。恶病质的及时治疗是否有助于改善患者的整体体能与治疗耐受性，从而为后续治疗保驾护航？
崔久嵬教授：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目前的标准治疗策略为同步放化疗后序进行疫巩固维持治疗。然而，Marató队列研究[2]显示，在纳入的52例完成计划同步放化疗的患者中，仅有42%能够启动后续免疫巩固维持治疗，超过半数患者因各种原因未能顺利衔接到免疫巩固治疗阶段。其中，放化疗后累积的虚弱状态与毒性反应是导致患者无法接受后续治疗的主要原因。恶病质与这一临床困境之间存在直接的病理生理学关联。恶病质的核心特征为骨骼肌消耗与肌肉量流失，可直接导致患者活动能力下降、疲劳加重及体能状态恶化，而这也是患者无法耐受后续治疗的重要原因。
关于恶病质干预对治疗改善的研究目前正在进行中。对恶病质患者及时进行干预，有助于维持体重和肌肉量，为后续治疗保留体能基础。答案是肯定的，恶病质干预需要积极进行。醋酸甲地孕酮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的研究显示，在160mg/日持续6周的方案下，能够增加骨骼肌指数；12周时骨骼肌指数的改善与预后明显相关，且与OS改善密切相关[6]。这意味着在放化疗期间、同步放化疗过程中，给予恶病质识别、诊断和干预，有助于患者维持足够的体能和生活质量，从而完成后续免疫巩固治疗。
改善营养代谢状态有助于患者耐受足量、足疗程的抗肿瘤治疗。研究表明，在化疗期间联合营养支持和甲地孕酮的结直肠癌患者中位OS为19.1个月，显著优于对照组的12.4个月（P=0.022）[7]，这为“营养代谢干预可以转化为生存获益”提供了直接证据。
GDF15单克隆抗体能够改善恶病质患者的体重和症状。目前正在开展一项研究，评估GDF15抗体对已完成放化疗、即将接受免疫巩固治疗的局部晚期III期非小细胞肺癌伴有恶病质患者的骨骼肌质量和身体功能的影响，该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该试验的纳入标准明确要求患者计划接受免疫巩固治疗，治疗时间最长可达12个月，首次双盲研究治疗干预给药与首次免疫给药同期进行。该研究设计本身即说明学术界已经认识到恶病质干预对于治疗衔接的重要性。
因此，建议将恶病质干预嵌入肺癌全程管理之中。对于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建议在同步放化疗启动前即开始进行恶病质风险评估；对于已经存在恶病质前期或高风险的患者，可在放化疗期间同步启动恶病质干预。干预方案包括：以营养支持为基础，增加优质蛋白摄入，特别是乳清蛋白这类高蛋白以调节蛋白质合成，并增加ω-3不饱和脂肪酸摄入以减少炎症反应。药物干预方面，对于食欲减退明显的患者，可考虑应用醋酸甲地孕酮160mg/日，至少持续6周，以维持肌肉量和体能状态。恶病质本身涉及心理等多方面因素，康复锻炼亦非常重要，能够增加肌肉量。恶病质干预需要多学科协作，管理需要多学科整合，将营养干预、药物治疗、运动康复和心理干预同时结合。最终目标是为后续免疫巩固治疗创造条件，避免患者在放化疗之后因体能原因不能接受后续治疗，从而影响患者生存。
注：视频中提及尚在研发、筹划研究的药物，因还未获批上市，仅供学术探讨，不构成临床用药建议。
视频中提及的甲地孕酮为处方药物，请遵医嘱使用。
1.Xiangrui Li, et al. Cancer cachexia statistics in China.Precision Nutrition 1(1), June 2022. DOI:10.1097/PN9.0000000000000008.
2.Sara Hijazo-Pechero, et al. Characterization of pretreatment cachexia through cytokine and nutritional analysis in patients with non-small cell lung carcinoma: the Marató cohort. medRxiv 2025.11.12.25339907; doi:https://doi.org/10.1101/2025.11.12.25339907.
3. Shukuya T, et al. Epidemiology, risk factors and impact of cachexia on patient outcome: Results from the Japanese Lung Cancer Registry Study. J Cachexia Sarcopenia Muscle. 2023 Jun;14(3):1274-1285. doi: 10.1002/jcsm.13216.
4. Groarke JD, et al. Ponsegromab for the Treatment of Cancer Cachexia. N Engl J Med. 2024 Dec 19;391(24):2291-2303. doi: 10.1056/NEJMoa2409515.
5. Shi X, et al. Tumor-immune-neural circuit disrupts energy homeostasis in cancer cachexia. Cancer Cell. 2026 May 11;44(5):949-964.e6. doi: 10.1016/j.ccell.2026.01.014.
6. Zhang Y, et al. Reversing sarcopenia with megestrol acetate ameliorates systemic inflammation and improves survival in NSCLC. Transl Oncol. 2026 Sep 14;73:102891. doi:10.1016/j.tranon.2026.102891.
7. 刘亚岚, 等. 甲地孕酮对肺癌合并肌肉减少症患者相关细胞因子影响的探讨. 中国肿瘤临床 2024 年第 51 卷第 20 期 Chin J Clin Oncol 2024. Vol. 51. No. 20. doi:10.12354/j.issn.1000-8179.2024.2024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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