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乳腺癌筛查在过去十余年间取得了长足进步——自2009年“两癌”筛查启动以来，覆盖范围从200个县（7%）扩展至2,456个县（81%）。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挑战正逐渐显现：尽管覆盖面快速扩大，女性筛查参与率仅31%、I期诊断比例仅为27.6%（美国51.2%），人群层面乳腺癌死亡率的下降仍未实现。近日，Korean Journal of Radiology发表了一项最新综述，系统梳理了中国以超声为核心的筛查体系在致密型乳腺高发现实下的独特优势与局限，并重点分析了自动乳腺超声、人工智能辅助及基于风险的个体化筛查等新兴方向的临床证据，为优化中国乳腺癌防治策略提供了重要的循证参考。
核心信息速览：
流行病学特征：数据显示，中国是全球乳腺癌新发病例最多的国家（2022年全球癌症GLOBOCAN数据发布35.7万例），发病年龄较西方早约10年，中位诊断年龄50~54岁
筛查覆盖率：“两癌”筛查覆盖全国81%的县，但女性参与率仅31%，远低于国家目标
筛查手段选择：超声检查因设备可及性高且对致密型乳腺组织敏感，已成为中国乳腺癌筛查的主要手段
技术局限与创新：手持超声存在操作者依赖性强、标准化不足等局限，自动乳腺超声和人工智能技术是实现筛查质量均质化的关键方向
策略转型：从基于年龄的普筛转向整合个体风险因素的精准筛查策略，是提升筛查成本效益的关键路径
一、中国乳腺癌流行病学：发病率持续上升，城/乡与年龄差异突出
据GLOBOCAN 2022数据，中国年新发乳腺癌35.7万例、死亡7.5万例，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IR）33.04/10万、年龄标准化死亡率（ASMR）6.10/10万，分别占全球新发病例的15.6%和死亡病例的11.3%，是全球新发病例最多、死亡病例第二的国家。全球疾病负担（GBD）2021研究显示，1990至2020年间中国女性乳腺癌ASIR持续上升，与日本、韩国趋势一致；死亡率相对稳定，而美国同期呈下降趋势。发病率高峰在50~59岁年龄组，中位发病年龄50~54岁，较欧美（60~64岁）约早10年。
城乡差异突出：2022年城市新发病例24.3万、ASIR 35.45/10万，农村11.4万、ASIR 29.38/10万；城市乳腺癌死亡4.76万例（ASMR 6.36/10万），农村2.74万例（ASMR 5.78/10万）。65~84岁老年女性中，城市ASMR（28.59/10万）为农村（17.42/10万）的1.64倍。乳腺癌是中国15~44岁女性癌症死亡的首要原因。
2012~2015年中国乳腺癌年龄标化5年相对生存率82.0%（2003~2005年为73.1%），仍低于同期美国（90.3%）、日本（92.3%）、韩国（93.2%）。城市生存率84.9%，农村仅72.9%。
二、中国乳腺癌筛查项目：从试点到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2.1 发展历程
中国乳腺癌筛查起步较晚。2009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与全国妇联启动面向农村35-59岁女性的"两癌"（乳腺癌和宫颈癌）筛查项目，初始方案为临床乳腺检查（clinical breast examination, CBE）初筛、触诊异常者行超声检查、超声阳性者行乳腺X线摄影（mammography，俗称“钼靶”）。2012年将年龄上限提高至64岁，筛查方案改为CBE与超声并行初筛。2019年，该项目整合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覆盖范围扩展至城市女性，优先覆盖农村女性和城市低收入女性。
2.2 筛查框架
2021年版"两癌"筛查工作方案规定：35-64岁女性每2-3年接受CBE联合超声筛查；超声乳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Breast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 BI-RADS）4类或5类者行活检及病理检查；BI-RADS 0类或3类者加做钼靶。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则根据乳腺密度和个体风险分层：一般风险45-64岁女性每1-2年筛查，非致密型乳腺行钼靶或超声，致密型乳腺推荐钼靶联合超声；高风险40~64岁女性每年行钼靶联合超声。
2.3 实施效果
筛查覆盖县数从2009年的200个（7%）增至2019年的2,456个（81%）。但女性参与率持续偏低：2013年23%、2015年26%、2018-2019年31%，远低于国家目标。地区差异悬殊：西藏、贵州、河北等不足10%，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江苏等超过40%。
全国癌症检出率（cancer detection rate, CDR）随筛查方案优化逐步提高：2009-2011年（CBE初筛+超声补充）为0.48‰；2015年（超声初筛+钼靶补充）升至0.85‰；北京2019-2020年达1.10‰，广东2021年达1.71‰。然而这些数据仍明显低于欧美日韩等国家。筛查发现的乳腺癌中仅27.6%为I期，远低于美国的51.2%。
三、超声筛查在中国的核心地位
3.1 超声的主导地位
钼靶是全球多数国家（包括日本、韩国）乳腺癌筛查的一线手段，具有降低乳腺癌死亡率的循证医学证据。但在中国，超声检查在实际筛查中起主导作用，原因包括：
(1) 基层医疗机构钼靶设备成本高、可及性差；
(2) 中国70%以上的筛查年龄段女性为致密型乳腺，钼靶灵敏度下降；
(3) 中国女性乳腺癌发病高峰约50岁，近半数为绝经前女性，致密型乳腺比例更高；
(4) 超声设备价格低、便携，可覆盖乡镇卫生院。
3.2 超声筛查的表现与成本效益
一项纳入1,072万女性的荟萃分析报告，中国人群乳腺癌筛查总体CDR为1.32‰，早期（TNM 0~II期）CDR为0.82‰。亚组分析中，超声与钼靶并行筛查的CDR最高（3.29‰），其次为超声初筛+钼靶补充组（0.94‰）。回顾性分析显示，超声检出与钼靶检出的乳腺癌患者10年无病生存和总生存率相当。
一项多中心随机试验中，高风险中国女性超声筛查CDR为1.51‰（钼靶为0.72‰）；每检出1例癌症的成本：超声$7,876、钼靶$45,253、联合筛查$21,599。北京真实世界研究进一步表明，超声单独或超声初筛+钼靶分流是最具成本效益的策略。
3.3 自动乳腺超声的潜力
自动乳腺超声（automated breast ultrasound, ABUS）的诊断准确性堪比手持超声（hand-held ultrasound, HHUS），同时减少了对操作者的依赖、提升了检查的可重复性，其图像采集与阅片分离的特点可减轻超声医师工作负荷。ABUS结合远程影像技术可扩展高质量筛查至资源有限地区。
一项纳入5,978名参与者的前瞻性研究中，ABUS集中远程阅片CDR为4.0‰（95%置信区间2.7~5.9），异常判读率11.9%（95%置信区间11.1%~12.7%），达到与乳腺X线摄影相当的性能基准。
四、主要挑战与未来方向
4.1 完善质量控制体系
HHUS的核心局限在于操作者依赖性强、标准化不足、假阳性率高。中国筛查常采用短期集中“运动式”模式，工作强度大、缺乏有效随访追踪，进一步影响服务质量，并导致参与者信任度下降。高异常判读率和假阳性率不仅造成不必要的心理负担，也降低了随访依从性。日本战略性抗癌随机试验（J-START）的质量保证指南可作为中国制定适宜标准的参考。
4.2 整合信息系统
中国缺乏连接疾病监测、筛查项目和临床数据库的一体化信息系统，导致数据碎片化、随访中断。建立可互操作的数字化系统、可追溯的数字化随访平台，并扩充卫生信息管理人才队伍，是提升筛查质量的关键保障。
4.3 从年龄导向转向风险导向筛查
基于Markov模型的成本效益分析表明，当前工具下的人群筛查在农村地区（乳腺癌发病率较低）不具备成本效益，应优先保障有症状妇女及时获得诊治；在城市地区，针对高风险女性的筛查策略可能比不筛查更具成本效益。因此，从年龄导向转向整合个体风险因素的个体化筛查至关重要。近期提出的乳腺超声腺体组织成分（glandular tissue component, GTC）概念，作为评估腺体与纤维组织相对比例的定性指标，有潜力成为风险分层的影像生物标志物。
4.4 人工智能辅助与多模态整合
近年来，大量乳腺钼靶和超声AI系统已开发、验证并商业化，有望提高诊断准确性、提升放射科医师效率、减少观察者间变异、实现个体化风险评估，使筛查更具可及性和公平性。但HHUS的计算机辅助检测/诊断仍需解决操作者依赖性和实时采集等独特挑战。原文指出，ABUS与远程影像、AI的结合，是向所有中国女性（尤其在资源有限地区）提供高质量、标准化、公平筛查服务的可行路径。
五、总结与展望
中国以超声和钼靶为基础的国家乳腺癌筛查项目自2009年以来在覆盖面和方案设计上取得了进展，但资源约束、质量控制和公平性等问题仍然突出。超声因致密型乳腺高发和钼靶可及性不足而成为最主要的筛查手段，但仍需更多证据证明其降低乳腺癌死亡率的效果。加强质量保证体系建设、整合健康数据基础设施、推广ABUS和AI技术，以及从年龄导向转向基于风险的个体化筛查策略，是未来提升中国乳腺癌筛查成效的关键方向。
[1] Song H, Moon WK. Breast cancer screening programs in China: implementation, challenge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Korean J Radiol 2026;27:406-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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