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际肿瘤学权威综述期刊Nature Reviews Clinical Oncology（IF=82.2）在线发表一篇重磅综述。该文由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团队撰写，系统梳理了中国癌症负担的流行病学全景、长期趋势、防控体系建设，以及面向2030年的主要挑战。
文章指出，中国约占全球人口的17%，却承担了约四分之一的全球癌症负担。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诊断能力提升以及生活方式和环境暴露持续变化，中国癌症谱正在发生深刻转型：一方面，肺癌、结直肠癌、甲状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等高收入国家常见癌种负担持续上升；另一方面，食管癌、胃癌、肝癌等曾长期高发于中国的癌种发病率和死亡率总体下降。中国癌症防控因此进入一个更复杂的新阶段：既要继续压降传统高负担癌种，又要应对城市化、老龄化和筛查普及带来的新型癌症负担。
中国癌症负担正在重塑全球癌症格局
癌症仍是全球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对于中国而言，其人口规模、老龄化速度和癌症谱变化，使中国癌症防控不仅关乎本国公共卫生，也正在深刻影响全球癌症负担格局。
根据文章引用的最新中国癌症统计数据，2024年中国估计新发癌症病例515.06万例，癌症死亡258.22万例。肺癌仍是中国最常见癌种，也是癌症死亡首位原因，2024年新发病例约117.59万例，死亡约74.33万例。除肺癌外，甲状腺癌、结直肠癌、女性乳腺癌、肝癌、胃癌、食管癌、前列腺癌、宫颈癌和胰腺癌位列新发病例前十位，提示中国癌症负担已呈现高度多元化特征。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癌症发病率与死亡率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从年龄标化发病率看，中国总体低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高收入国家；但由于肺癌、肝癌、胃癌、食管癌、胰腺癌等预后较差癌种负担较重，死亡负担仍然沉重。这也提示，中国癌症防控不能只关注“发现更多癌症”，更要关注“发现何种癌症、何时发现、能否规范治疗、能否真正降低死亡”。
从“传统高发癌”到“现代生活方式相关癌”：中国癌症谱发生迁移
过去半个世纪，中国癌症谱出现了显著变化。20世纪70年代，中国癌症死亡主要由胃癌、食管癌、肝癌、宫颈癌和肺癌构成，其中胃癌和食管癌曾占据极高比例。随着生活条件改善、感染控制、疫苗接种、饮食和环境因素变化，以及高发区综合防控策略推进，食管癌、胃癌和肝癌的发病率及死亡率总体下降。
与之相对，肺癌、结直肠癌、女性乳腺癌、甲状腺癌和前列腺癌等癌种负担逐渐上升。这一变化与人口老龄化、城市化、肥胖和代谢异常、饮食结构变化、体力活动不足、生育模式改变、筛查与影像学检查普及等多重因素有关。
文章特别指出，2000年至2019年间，中国总体癌症年龄标化发病率呈上升趋势，而年龄标化死亡率则持续下降。这一“发病上升、死亡下降”的双向趋势，既反映了诊断能力和癌症登记体系的提升，也提示癌症治疗可及性、生存率和防控成效有所改善。但另一方面，部分癌种发病率快速上升也可能受到过度诊断影响。例如，甲状腺癌在过去二十年间发病率大幅升高，但死亡率基本稳定，提示超声检查相关的过度诊断可能是重要驱动因素。肺癌低剂量CT筛查普及后，一些地区早期肺癌检出显著增加，也引发了对过度诊断和筛查效益平衡的讨论。
因此，中国癌症谱迁移并非单纯意味着癌症风险全面恶化，而是疾病真实负担、筛查检出、诊断技术和人口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未来癌症防控需要更精细地区分“应筛尽筛”与“过度诊断”，在提高早诊率的同时，避免不必要的医疗负担。
性别差异明显：男性死亡负担更重，女性癌谱快速变化
中国癌症负担呈现显著性别差异。2024年，男性和女性癌症年龄标化发病率相近，但男性癌症年龄标化死亡率约为女性的两倍。这一差异主要与癌种结构和风险暴露不同有关。
在男性中，肺癌、结直肠癌、肝癌、胃癌和前列腺癌是最常见的新发癌种；在女性中，肺癌、甲状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和宫颈癌位居前列。肺癌在男女中均为癌症死亡首位原因，但男性因吸烟、职业暴露及其他风险因素累积，死亡负担尤其突出。与此同时，女性乳腺癌、甲状腺癌、宫颈癌和肺癌负担变化迅速，提示女性癌症防控需要兼顾筛查、疫苗接种、生殖健康、生活方式干预和影像学检查规范化。
对于乳腺癌而言，文章显示2024年中国女性乳腺癌新发病例约37.58万例，死亡约7.3万例。中国乳腺癌5年相对生存率已达到约80.9%，但仍低于美国同期约92%的水平。差距背后既包括早诊比例不足，也与规范诊疗、区域医疗资源差异、治疗可及性和长期随访管理有关。对于乳腺癌这样的可筛查、可治疗、预后相对较好的癌种，提高早诊率和规范化治疗水平，仍是进一步改善生存的关键。
早诊仍是短板：筛查覆盖提升，但分期差距依然突出
癌症诊断时分期是影响预后的核心因素，也是评价筛查和早诊体系的重要指标。文章引用中国医院登记数据指出，2016—2017年，中国结直肠癌、肺癌、肝癌、食管癌、胃癌和女性乳腺癌在Ⅰ期诊断的比例分别为15.2%、17.3%、17.5%、18.7%、21.2%和27.6%。除个别癌种外，多数主要癌种早期诊断比例仍低于美国同期水平，尤其乳腺癌Ⅰ期诊断比例与美国差距明显。
图2. 六类主要筛查癌种Ⅰ期诊断比例：中国与美国对比（中国：2016—2017年；美国：同期；数据来源：参考文献[1]）
这一数据提示，中国癌症防控的核心挑战并不是“有没有筛查”，而是筛查如何从项目制、地区性、机会性逐步走向高质量、可持续、风险分层和闭环管理。筛查只有与规范转诊、确诊、治疗和随访体系衔接，才能真正转化为死亡率下降和生存改善。
目前，中国已建立四类国家癌症筛查项目，并在多地开展地方筛查项目，覆盖宫颈癌、女性乳腺癌、肺癌、结直肠癌、食管癌、胃癌、肝癌和鼻咽癌等癌种。其中，宫颈癌和乳腺癌筛查已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随着HPV疫苗被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低剂量CT和消化道内镜筛查推广，以及多癌种早筛技术发展，中国癌症早筛早诊体系正在不断完善。
不过，筛查扩展也带来新的问题：哪些人应该筛、筛查频率如何设定、如何减少假阳性和过度诊断、如何保障筛后管理质量、如何让农村和欠发达地区获益，仍是未来防控体系必须回答的问题。
生存持续改善，但距离高收入国家仍有差距
癌症生存率是癌症防控成效的重要综合指标。文章指出，中国癌症5年相对生存率从2003—2015年的30.9%逐步提高至2019—2021年的43.7%。这一进步与早诊早治推进、专科诊疗能力提升、创新药和先进放疗技术应用、医保覆盖扩大等因素密切相关。
然而，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中国整体癌症生存率仍有明显差距。美国2015—2021年癌症5年相对生存率约为70%，显著高于中国2019—2021年的43.7%。具体到癌种，乳腺癌、结直肠癌、前列腺癌、血液肿瘤等多个癌种差距仍然突出。例如，中国乳腺癌5年相对生存率约80.9%，美国约92%；中国结直肠癌约55.7%，美国约65%；中国前列腺癌约71%，美国约98%。
图3. 中国与美国部分癌种5年相对生存率对比（中国：2019—2021年；美国：2015—2021年；数据来源：参考文献[1]）
这些差距提示，提高癌症生存不能仅依靠单一创新药物或局部技术突破，而需要覆盖全流程的体系建设：从风险因素控制、筛查和早诊，到MDT规范治疗、术后辅助治疗、放疗和系统治疗可及性，再到康复、随访和长期慢病化管理。对于中国这样人口规模巨大、区域差异明显的国家，如何实现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和诊疗均质化，将直接影响未来癌症生存改善幅度。
防控体系持续升级：“健康中国2030”推动从治疗转向预防
中国癌症防控并非从近年才开始。自20世纪50年代开展宫颈癌大规模筛查、建立首个癌症登记系统以来，中国癌症防控经历了从高发区调查、防控试点，到国家癌症防控计划、癌症登记体系完善、国家筛查项目启动和创新治疗可及性提升的长期演进。
1986年，中国启动首个《国家癌症防治规划（1986—2000年）》，此后陆续发布多轮癌症防控计划。2016年，“健康中国2030”上升为国家战略，癌症防控也从以治疗为中心逐步转向预防、筛查、早诊、规范诊疗和健康管理并重。2023年，中国发布《癌症防治行动实施方案（2023—2030年）》，进一步明确2030年前癌症防控目标和实施路径。
该方案提出，到2030年，力争遏制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上升趋势，将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提高至46.6%，并减轻癌症相关经济负担。围绕这一目标，中国癌症防控将从一级预防、二级预防、三级预防和科研转化多维度推进，包括风险因素控制、疫苗接种、筛查早诊、规范化诊疗、医保支付、创新药可及、基层能力建设和公众健康素养提升等。
这一框架的关键特征，是在国家统筹下强调地方因地制宜。中国不同地区癌症谱差异明显：食管癌和胃癌在部分传统高发区仍需重点防控，肝癌在部分沿海和乙肝高流行地区仍负担较重，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甲状腺癌和前列腺癌则在城市和发达地区更为突出。因此，未来防控策略不能“一刀切”，而需要根据地区癌谱、风险因素、医疗资源和人群结构制定精准化方案。
2030挑战：老龄化、经济负担与诊疗均质化仍是关键考题
尽管中国癌症防控已取得显著进展，但挑战仍然严峻。首先是人口老龄化。到205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预计将超过5亿，癌症发病绝对数将进一步增加。即便年龄标化死亡率继续下降，癌症患者总量和治疗需求仍可能大幅增长，对医疗系统、医保基金、家庭照护和社会支持体系形成持续压力。
其次是一级预防仍需加强。吸烟、二手烟暴露、饮酒、不健康饮食、肥胖、缺乏运动、空气污染、职业暴露以及感染因素，仍是中国癌症负担的重要来源。文章指出，2014年中国约45.2%的癌症死亡可归因于可改变风险因素。相比治疗端投入，风险因素控制往往更具成本效益，但也更依赖跨部门治理和公众行为改变。
第三是筛查和早诊体系仍不均衡。城市和发达地区筛查能力较强，部分癌种甚至出现过度诊断风险；而基层和欠发达地区仍面临筛查覆盖不足、诊断延迟、转诊不畅和治疗资源不足等问题。未来需要在“扩大覆盖”和“提高质量”之间取得平衡，以风险分层为基础，将筛查资源优先用于真正高危人群。
第四是治疗可及性和诊疗均质化。近年来，中国创新抗肿瘤药物审批加速，国家医保谈判显著降低部分创新药价格，基本医保覆盖率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然而，文章也指出，部分肿瘤药物总体可及性仍不充分。创新药进入医保并不等于所有患者都能及时、规范、持续获得治疗，区域差异、医院准入、支付能力、检测可及性和医生规范化使用能力，仍会影响最终临床获益。
第五是患者和家庭支持体系。随着癌症逐渐转向慢病化管理，长期随访、康复、心理支持、营养管理、疼痛控制和姑息治疗的重要性不断上升。未来癌症防控不能只停留在“治病”，还需要真正转向以患者为中心的连续照护。
总结与展望
这篇综述以系统视角呈现了中国癌症负担和癌症防控的长期变化。总体来看，中国正在经历癌症谱的深刻转型：食管癌、胃癌、肝癌等传统高发癌种负担下降，肺癌、结直肠癌、乳腺癌、甲状腺癌、前列腺癌等与老龄化、城市化、生活方式和筛查技术相关的癌种负担上升。与此同时，中国癌症5年相对生存率稳步提高，癌症登记、筛查、诊疗和医保体系不断完善，但早诊不足、区域差异、治疗可及性、过度诊断和经济负担等问题仍然突出。
从临床和公共卫生角度看，这篇综述的重要价值在于，它并非简单罗列癌症统计数据，而是将癌症负担变化放入人口结构、风险因素、筛查实践、医疗体系和国家战略中加以分析。对于中国肿瘤防控而言，未来真正的关键不只是“治疗更多患者”，而是通过更有效的一级预防减少可避免癌症，通过高质量筛查和早诊发现真正需要干预的早期癌症，通过规范化治疗和可及性提升改善生存，并通过长期管理降低患者和家庭负担。
面向“健康中国2030”，中国癌症防控已经进入从规模扩张走向质量提升、从单点突破走向体系协同、从治疗导向走向全周期管理的新阶段。随着风险分层筛查、疫苗接种、创新药物、精准诊疗、医保支付改革和基层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中国癌症防控能否在未来十年实现发病率和死亡率趋势逆转，并进一步提高5年生存率，将不仅决定中国公共卫生格局，也将对全球癌症控制产生深远影响。
1. Xia C, Li H, Wu C, Chen W, et al. Cancer burden and control in China: landscape, trends and challenges. Nat Rev Clin Oncol. 2026. doi:10.1038/s41571-026-011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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