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低位直肠癌患者而言，如何在根治肿瘤的同时实现器官功能保留，是临床上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近年来，免疫治疗的发展为这一困境带来了新机遇。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由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潘志忠教授和林俊忠教授团队开展的PANFORTE研究数据重磅公布：斯鲁利单抗联合FOLFOXIRI及长程放疗全程新辅助治疗方案治疗pMMR局晚期低位直肠癌，总体完全缓解（CR）率达68.6%，超过九成患者成功实现器官功能保全。【肿瘤资讯】特邀两位教授基于临床与研究经验，深度解读该研究的设计初衷、核心数据以及MDT协作下的联合治疗策略。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结直肠癌外科首席专家、结直肠科主任导师
2020年第四届国之名医·卓越建树
美国外科医师学会资深会员（Fellow of American College of Surgeons, FACS）
中华结直肠癌 MDT 联盟常务主席
广东省抗癌协会大肠癌专业委员会第二届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大肠癌专业委员会第四、五届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腹腔镜外科医师培训基地主任
中国医师协会肛肠医师分会肿瘤转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肛肠医师分会大肠癌综合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肿瘤外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消化肿瘤综合诊疗分会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医学会胃肠外科学分会第一届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健康管理中心肿瘤防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医疗行业协会微创外科管理分会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肿瘤性疾病质控中心结直肠癌专委会第一届副主任委员
中山大学肿瘤医院结直肠一病区负责人
中华结直肠癌MDT联盟执行主席兼秘书长
全国抗癌协会大肠癌腹腔镜技术推广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全国抗癌协会大肠癌专委会委员
全国抗癌协会大肠癌肝转移、精准解剖手术专委会委员
广东省精准医学应用学会胃肠肿瘤分会主任委员
广东省抗癌协会大肠癌青委会主任委员
广东省抗癌协会遗传性肿瘤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基层医药学会结直肠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医师协会胃肠外科分会青委会副主任委员
美国MD Anderson癌症中心访问学者
曾多次获得全国腹腔镜手术比赛、临床技能比赛、MDT比赛冠军
以通讯/第一作者在Cancer Cell、 Nature Cell Biology（封面文章）、Gut、Molecular Cancer、Cancer Research、Autophagy等杂志上发表文章超过50篇
破解pMMR型“冷肿瘤”免疫困境，放化免三联协同的机制突破
Q1：众所周知，免疫治疗在占比达95%的错配修复功能完整（pMMR）型直肠癌中的疗效有限，PANFORTE研究却取得令人鼓舞的疗效。两位教授作为该研究的Leading PI，能否请您谈谈PANFORTE研究的设计初衷？此外，您是基于怎样的生物学机制和临床证据，判断放化免联合方案可在这一人群中实现突破性疗效的？
潘志忠教授：PANFORTE研究设计的初衷，源于我们对局部晚期低位直肠癌治疗现状的深刻反思。首先，解剖学上的局限性决定了治疗的难度。多数直肠癌患者确诊时已属局部晚期，且超过半数为距肛缘≤5cm的低位直肠癌。受限于狭窄的盆腔结构，肿瘤极易发生局部侵犯，增加了手术难度和术后复发的几率。
其次，传统治疗模式的瓶颈亟待突破。目前指南推荐的标准“三明治”模式（术前放化疗+手术+术后辅助化疗），虽然规范，但其病理完全缓解（pCR）率仅为20%～30%。这意味着，绝大多数患者为了根治不得不接受腹会阴联合切除术，永久失去肛门，这对患者的生活质量损毁严重。
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一种能最大限度诱导肿瘤退缩的新策略。PANFORTE研究正是基于此背景，旨在通过“全程新辅助治疗（TNT）”模式，探索放化免联合方案在pMMR型低位直肠癌中的治疗潜力，试图在根治肿瘤的同时，为患者守住“肛门”这道尊严的防线。
林俊忠教授：关于斯鲁利单抗联合FOLFOXIRI及长程放疗全程新辅助治疗方案的应用，我们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层面的考量：
第一，机制上的“三位一体”协同效应。理论上，放疗能诱导肿瘤细胞发生免疫原性死亡，释放大量肿瘤抗原，将免疫“冷肿瘤”转化为“热肿瘤”；三药高强度化疗（FOLFOXIRI）不仅直接杀伤肿瘤，还能重塑免疫微环境；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则在此基础上形成协同杀伤作用。
第二，治疗目标的极致追求。近十年来，直肠癌的局部控制和远期生存均有较大提升，在更优的疗效基础上，患者对于生活质量尤其是保肛需求愈发重视。相比于短程放疗，我们坚持选择长程放疗，是为了争取更长的时间窗口以获得更充分的肿瘤退缩和抗原累积；同时采用三药联合化疗，旨在追求更高的缓解深度。
PANFORTE研究2026 ASCO数据公布：近七成肿瘤临床缓解，超九成器官功能保全
Q2：由两位专家作为Leading PI的PANFORTE研究亮相今年ASCO，那么，您能否为我们分享一下该研究的核心疗效与安全性数据？此外，您认为临床上应如何进行优势获益人群的精准筛选，来指导个体化治疗？
潘志忠教授：PANFORTE研究的数据确实令人振奋，甚至超出了我们预期的“及格线”。在疗效方面，研究共入组53例患者，中位肿瘤下缘距肛缘仅3cm，属于极具挑战的超低位直肠癌群体。数据显示，总体CR率高达68.6%（35/51例），这意味着近七成患者的肿瘤在影像学上“消失”了。更令人鼓舞的是，高达94.1%的患者成功实现了器官功能保全。其中，60.8%（31/51例）达到临床完全缓解（cCR）的患者采用了“观察&等待（Watch & Wait）”策略，避免了手术创伤；其余接受手术的患者中，pCR率也达到了20%。
在安全性方面，虽然3～4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较为常见，但免疫相关不良事件（如心肌炎、转氨酶升高）发生率较低且可控。总体而言，该TNT方案以可接受的安全性代价，换取了极高的保肛率和缓解率。
林俊忠教授：2024年，由潘志忠教授担任PI的首个局晚期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联合免疫治疗的研究成果，已发表于Cancer Cell。与传统的放化疗相比，该研究中接受放化疗联合免疫治疗的患者，其CR率从26.9%提升至44.8%。然而，该研究中通过传统评估方式确认的cCR率仅约15%。而通过PANFORTE研究，我们将cCR率从15%进一步提升至50%以上，实现了超3倍的跃升，从而为低位直肠癌患者带来了更大的保肛机会。
关于精准筛选，PANFORTE研究提示我们，未来的治疗决策不能仅依赖临床分期，更应关注生物标志物的分层。在该研究中，我们不仅采用了传统的病理分型，还进一步开展了单细胞RNA、DNA等多层面的分析。虽然pMMR整体属于免疫“冷肿瘤”，但内部存在较大的异质性。我们需要重点关注PD-L1表达状态、肿瘤突变负荷（TMB）以及LAG-3、TIM-3等免疫检查点分子谱。同时还应结合微环境特征，包括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s）的密度、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I/II）的信号通路状态，均是预测免疫敏感性的关键指标。
未来，通过整合这些多维度的生物标志物，有望从pMMR人群中精准识别出那些对放化免联合方案高度敏感的优势群体，从而避免过度治疗，真正实现从“一刀切”向个体化精准治疗的跨越。
另外，因为斯鲁利单抗的独特分子机制，我们选择斯鲁利单抗并非偶然。研究证实，该药具有独特的IgG4亚型结构，能更有效地通过内吞作用减少T细胞表面的PD-1受体密度，实现快速且强效的免疫激活。更重要的是，它能更好地保留CD28共刺激信号，增强下游AKT蛋白活性，促进T细胞的持续活化与增殖。这种差异化优势，有助于我们能够在pMMR型“冷肿瘤”低位直肠癌中取得更大突破。
TNT联合MDT协同护航，放化免联合策略提升器官功能保留率
Q3：近年来，TNT治疗模式为直肠癌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在这一复杂联合方案的决策与实施过程中，多学科诊疗（MDT）的协作至关重要。您认为，MDT背景下的放化免联合方案，对于追求器官功能保留带来了哪些革命性启示？
潘志忠教授：PANFORTE研究的成功，离不开高强度方案与MDT的紧密配合，8周期的FOLFOXIRI化疗提供了强大的全身性细胞毒效应，不仅控制了微小转移灶，更有效促进了原发灶的退缩。其次，依从性与毒性取得了良好的平衡。TNT模式将所有系统治疗提前至术前，患者的耐受性和依从性通常优于术后；当然，这种前置模式，离不开影像、放疗、化疗等多个学科的配置与配合。
最后，该治疗模式也为“观察&等待”策略创造了条件。正是这种高强度的TNT策略，使得更多患者达到了cCR或近cCR状态，从而让外科医生有底气做出“不手术”的决策。这不仅是治疗顺序的改变，更是治疗理念的革新——从单纯的解剖学切除，转向了以功能保留为导向的综合治疗。
林俊忠教授：既往直肠癌的保肛治疗主要依赖外科手段，肿瘤距肛缘的距离、骨盆的狭窄程度，以及外科医生的手术经验，共同决定了患者能否保留肛门及器官功能的恢复情况。随着MDT模式的引入，放疗、化疗、免疫治疗等更多治疗手段的加入，明显提升了低位直肠癌患者获得肛门保留和器官功能恢复的机会。
目前，对于pMMR型的“冷肿瘤”低位直肠癌患者，通过放化免新辅助治疗获得良好的肿瘤退缩后，临床上可以采取多种策略：若肿瘤达到完全消退，可选择“观察&等待”策略；对于接近CR的部分患者，越来越多的临床循证依据支持采用局部切除，从而实现保肛；而对于不符合局部切除指征的患者，新辅助治疗可使肿瘤退缩，从而缩短远切缘长度，将原有的2～3cm安全切缘缩减至1cm。在保证切缘阴性的前提下，复发率和远期生存不会受到明显影响。综合以上几个方面，外科保肛的成功率得以显著提升。
与此同时，在放化疗联合免疫治疗的过程中，多学科之间协同作战，有助于患者更平稳地度过高强度治疗阶段，将严重的毒副反应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从而在获得更好疗效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保肛机会。在MDT框架下，外科医生的角色已从直肠甚至肛门的“切除者”转变为器官的“守护者”。这一转变不仅关乎保留肛门本身，更重要的是避免永久性造口，减轻患者心理与生理上的创伤，真正实现从“解剖治愈”到“功能治愈”的跨越。
基于PANFORTE研究所取得的优异结果，相信未来将有更多研究者和临床医生采纳这一策略，帮助更多低位直肠癌患者实现临床完全缓解，从而豁免手术，达到器官功能保全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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