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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204个国家或地区数据解码全球女性乳腺癌负担34年变迁全景

03月20日
来源:肿瘤资讯

乳腺癌是目前全球女性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与生活方式的转变,乳腺癌的疾病负担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为了全面解析这一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的演变轨迹,全球疾病、伤害与风险因素负担研究(GBD)2023乳腺癌协作组在Lancet Oncology发表了一项重磅研究,全面量化了1990年至2023年全球204个国家和地区女性乳腺癌的发病率、死亡率等数据,并预测了至2050年的疾病负担,提供了覆盖范围最广、时间跨度最长的全球乳腺癌流行病学数据。【肿瘤资讯】特别整理,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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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乳腺癌是全球女性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也是导致女性癌症相关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s)的首要原因。随着全球人口结构老龄化与生活方式的转变(如初潮提前、晚育、肥胖率上升等),乳腺癌的疾病负担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过去几十年中,高收入国家通过普及筛查和规范化治疗成功降低了死亡率,而中低收入国家受限于医疗资源不足,患者确诊较晚且死亡率持续走高,全球疾病负担表现出严重的不平等。为实现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的“到2040年全球乳腺癌年龄标化死亡率每年降低2.5%”的防控目标,亟需全面、连续的流行病学证据来精准识别防控短板,从而指导未来的全球抗癌战略部署。

研究方法

该研究严格遵循GBD方案与健康估计报告规范(GATHER),采用了一整套复杂且严谨的数据建模与流行病学评估方法。研究覆盖了全球204个国家和地区,时间跨度长达34年(1990-2023年)。研究对象涵盖15岁至95岁及以上的全年龄段女性群体。为了探索不同生理阶段的负担差异,研究以年龄作为绝经状态的代理指标,将20-54岁定义为“绝经前女性”,55岁及以上定义为“绝经后女性”进行独立分析。研究系统评估了发病率、患病率、死亡率、过早死亡损失寿命年(YLLs)、伤残损失寿命年(YLDs)以及DALYs等多个终点。

研究运用GBD死因集合模型(CODEm),引入了烟草和酒精摄入、饮食因素及医疗可及性等关键协变量来估算死亡率与YLLs;通过计算死亡发病比来反推发病率,并结合生存模型推算患病率及YLDs。此外,研究利用比较风险评估框架,纳入了高红肉摄入、二手烟暴露、空腹血糖升高、成人高BMI、过量饮酒、身体活动不足以及主动吸烟7项危险因素,量化其对乳腺癌DALYs的影响比例。最后,研究使用了GBD预测框架,生成了2024年至2050年的癌症负担年度预测。

研究结果

1. 全球乳腺癌总体发病率持续上升,但整体死亡率有所下降

2023年,全球女性估计有230万例新发乳腺癌病例,导致76.4万人死亡,累计产生2410万个DALYs(其中93.5%由过早死亡引起)。全球整体的年龄标化发病率(ASIR)为49.3/10万人年,年龄标化死亡率(ASMR)为16.1/10万人年。1990年至2023年间,全球ASIR上升了16.4%,而ASMR整体下降了5.3%。

2. 不同收入水平国家之间的疾病结局存在两极分化

高收入国家在保持高发病率的同时大幅压降了死亡率,2023年其发病率全球最高(75.7/10万),但过去34年间年龄标化发病率微增1.2%,年龄标化死亡率却下降29.9%。相反,低收入国家年龄标化发病率在34年间上涨147.2%,年龄标化死亡率达到全球最高的24.1/10万,升至99.3%。

表1 2023年乳腺癌的发病病例、死亡数、年龄准化发病率与死亡率,以及1990年至2023年间乳腺癌的相应数据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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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欧美地区发病率居前、非洲地区死亡率最高,且绝经前女性发病风险快速上升

发病率最高的区域集中在高收入北美、西欧和澳大利亚,而死亡率最高的区域则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中部和西部。从年龄与绝经状态来看,1990-2023年间,绝经前女性的ASIR显著上升了29.0%,而绝经后女性的年龄标化发病率则基本稳定。

4. 代谢类因素推动乳腺癌负担上升

2023年,全球约28.3%的女性乳腺癌DALYs可归因于7项危险因素;在单因素排序中,饮食风险(高红肉摄入)的归因占比最高。过去34年间,烟酒相关疾病负担有所下降,但高血糖和高BMI相关的负担显著上升。值得注意的是,高BMI在绝经前女性中表现出一定的保护作用,但在绝经后女性中却是致病因素。

5.未来三十年全球乳腺癌病例数和死亡人数将面临大幅增长

受人口老龄化和持续增长的双重驱动,预计到2050年,全球女性乳腺癌新发病例将飙升至356万例,死亡人数将达到137万例。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地区,其ASMR持续处于全球最高水平,预计到2050年将升至32.8/10万,成为未来全球负担增长的核心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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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23年乳腺癌年龄标准化DALY发病率全球地图

讨论与总结

该研究结果反映了全球乳腺癌发病与死亡现状存在极度不平衡的特征。高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在乳腺癌防控结局上呈现出不同的局面。高收入国家虽然面临着全球最高的发病率,但凭借广泛普及的早期筛查网络和极其完善的全周期规范化治疗体系,成功遏制了高发病率向高死亡率的转化,实现了近三十年来死亡率的大幅下降。然而,低收入国家目前正深陷发病率与死亡率同步上升的困境之中。这些地区之所以出现死亡率翻倍的严峻局面,原因在于患者确诊分期过晚以及基础治疗资源的极度匮乏。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地区,绝大部分患者在确诊时已处于疾病中晚期,且许多国家连最基础的放射治疗设备和常规化疗药物都无法全面提供,这种医疗资源的实质性差异是导致全球死亡负担不平等的直接原因。

与此同时,全球乳腺癌危险因素的防控重心已经发生转移。控烟和限酒政策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代谢异常与不良饮食习惯带来的致病风险正在上升。特别是绝经后的肥胖问题,依然成为乳腺癌负担加重的驱动力。因此,未来的疾病预防策略须将体重管理、血糖控制以及健康饮食体系纳入女性的全生命周期健康干预中。

面对到2050年全球新增病例将突破350万的预测,大量低收入国家的卫生系统将面临严重的医疗支出压力和过载风险。如果继续维持当前的医疗资源分配现状,全球将根本无法达成WHO设定的降低乳腺癌死亡率战略目标。因此,将可负担的早期诊断技术和基础抗癌药物切实落实到医疗资源薄弱的低收入地区,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行动方向之一。

参考文献

GBD 2023 Breast Cancer Collaborators.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burden of breast cancer among females, 1990-2023, with forecasts to 2050: 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23. Lancet Oncol. 2026 Mar;27(3):302-326.

责任编辑:肿瘤资讯-Et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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