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靶向治疗和新药迭代不断拓展了晚期乳腺癌的治疗边界，那么分子检测则正在成为决定患者能否真正进入精准治疗路径的关键前提。2026年3月5日至7日，由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共同承办的2026年南北汇-第八届乳腺肿瘤论坛于沈阳隆重召开。众多乳腺肿瘤领域学者相聚沈城，共赴盛会。
在本次大会的“刨根问底”环节中，多位专家聚焦晚期乳腺癌一线治疗的精准检测时机和抗体-药物偶联物（ADC）应用，展开了深度剖析与激烈交锋。【肿瘤资讯】特梳理如下，以飨读者。
四川省肿瘤医院王浩教授以“HR阳性/HER2阴性晚期乳腺癌精准内分泌检测时机？”为题，聚焦当前晚期乳腺癌精准检测实践中的关键命题：检测究竟为何而做，又应在何时介入临床决策。王浩教授指出，衡量一项分子检测是否值得积极开展，核心并不在于“能否发现突变”，而在于该结果能否真正为临床带来决策价值。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提供预后及预测信息，帮助医生更准确地判断疾病进展风险、耐药趋势及后续治疗方向；二是更重要的，检测结果能否最终转化为可实施的干预策略，使患者获得切实的生存获益和治疗获益。
围绕这一逻辑，王浩教授进一步梳理了不同分子标志物在临床中的现实价值。她指出，PI3K通路异常与乳腺癌患者较差预后密切相关，ESR1突变则与HR阳性晚期乳腺癌内分泌耐药密切相连，这类兼具生物学解释力与潜在决策意义的标志物，更值得临床主动识别。相较之下，一些虽可检测到、但在乳腺癌整体人群中尚缺乏明确治疗指导意义的标志物，则应谨慎看待。王浩教授特别强调，真正推动检测前移的关键，不仅是“提示风险”，更是“能够干预”。以TP53为例，尽管其突变常提示预后不良，但由于当前缺乏成熟而明确的特异干预路径，其检测更多是在大panel检测中顺带获得，而非临床主动优先追求的目标。
在此基础上，王浩教授将有干预价值的检测情境进一步划分为“无竞争选项”和“有竞争选项”两类。对于前者，一旦靶点检出即可直接对应明确治疗路径，最佳检测时机应尽可能前移至“可干预的最早窗口”；而对于后者，即便患者不做检测也并非没有其他方案可选，检测的意义则更多在于帮助医生在多条可行路径中做出更优排序。结合当前PIK3CA、ESR1等相关研究进展，王浩教授指出，晚期乳腺癌精准检测的角色已在不断前移，其定位正在从疾病进展后的补充评估，逐步转向全程管理中的前瞻性布局工具。尤其在PI3K通路抑制剂、内分泌优化策略及ADC药物持续重塑治疗格局的背景下，检测已不再只是技术动作，而成为深度嵌入治疗决策的关键支点。
随后，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徐岭植教授围绕“三阴性晚期乳腺癌一线ADC时代到了吗？”这一热点议题展开分享。
随着ADC药物在乳腺癌领域不断取得突破，三阴性晚期乳腺癌的系统治疗格局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徐岭植教授结合近年来临床研究进展指出，ADC药物凭借精准递送与强效杀伤兼具的机制优势，正在为三阴性晚期乳腺癌患者带来新的治疗希望，其在后线治疗中的价值已不断得到验证，而向更前线阶段推进，亦成为当下临床关注的重要方向。
不过，ADC时代是否真正“一线到来”，仍需基于循证医学证据、获益人群筛选、毒性管理及治疗可及性等多个维度综合判断。也正因如此，ADC药物的临床定位并非简单替代，而更可能是在特定人群中重塑治疗顺序、优化全程管理。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王磊苹教授以辩证的视角深入剖析了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的一线治疗格局。HER2阳性乳腺癌长期以来是靶向治疗发展最迅速的亚型之一，而ADC药物的加入，进一步推动这一领域从“双靶时代”向更加精细化、个体化的治疗时代演进。
在DESTINY-Breast09研究中，德曲妥珠单抗展现出了明显的PFS优势。随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也批准了德曲妥珠单抗联合帕妥珠单抗用于HER2阳性不可切除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CCN）指南最新的版本当中，推荐的一线治疗里面已经出现了ADC的身影。然而，若将ADC定义为取代一切的“唯一”，仍需审慎考量。
在现行指南中，经典的THP方案（紫杉类+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依然稳居一类优先推荐地位。其核心竞争力在于后续维持治疗的精细化管理潜力。例如，近期公布的HER2CLIMB-05研究探索了在THP诱导后的“双靶维持”中叠加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的优势。而针对HR+/HER2+的“三阳性”患者，维持阶段的选择则更为丰富：PATINA研究提示，诱导后采用内分泌联合CDK4/6抑制剂维持治疗，有望实现超长期的疾病控制；不仅如此，临床还可通过引入新型口服选择性雌激素受体降解剂（SERD）或PI3Kα抑制剂，实现内分泌与靶向的深度协同。
不可忽视的是，立足于中国临床实践，以“大分子单抗联合小分子TKI”（如曲妥珠单抗联合吡咯替尼）为代表的创新模式，同样为HER2阳性一线治疗提供了强有力的本土解法。相比之下，DESTINY-Breast09研究目前随访时间较短，且ADC类药物的消化道毒性也是临床必须评估的风险。基于此，在实际临床实践中可采取“U型策略”：对于肿瘤负荷高、初治即为晚期Ⅳ期且亟需深度缓解以争取局部治疗机会的重症患者，一线首选ADC干预将带来更好获益；而对于部分低风险患者，传统方案的精细化排兵布阵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王磊苹教授表示，对于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的一线治疗而言，ADC的入场是确定的“现在进行时”，但ADC全面替代现有标准治疗仍是“将来进行时”。
三场专题报告从不同维度勾勒出乳腺癌系统治疗演进的共同方向：一方面，分子检测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其意义不再停留于“找到异常”，而是更强调“找到能够改变治疗的异常”；另一方面，以ADC为代表的新型药物正在不断突破既有治疗边界，使乳腺癌诊疗从单纯依赖分型迈向更深层次的精准分层与路径重构。
在随后的质询环节中，由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陈益定教授主持引导，多位临床专家围绕精准检测的时机及ADC药物在不同亚型中的应用策略展开了深度的思想交锋。
在HR+/HER2-乳腺癌精准检测的时机，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李烦繁教授认为，针对PIK3CA等原发性突变位点，早期手术标本与转移灶的检测一致率较高，可在早期进行检测以备一线伊那利塞等靶向治疗之需。而对于ESR1这类获得性耐药突变，则更应重视复发转移灶的实时动态监测。解放军总医院肿瘤医学部李建斌教授表示临床应在患者初诊时尽早完成PAM通路异常的基线检测，并在CDK4/6抑制剂联合内分泌治疗进程中实施PAM通路异常、ESR1变异的动态评估，以便在耐药初期迅速切换至最具针对性的靶向干预方案。
围绕ADC药物在晚期三阴性乳腺癌与HER2阳性乳腺癌领域的一线应用地位，专家团展现了细致的亚型差异化认知。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刘洁琼教授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谢琳卡教授指出，尽管ADC疗效良好，但并非适用于所有三阴性患者，传统化疗联合免疫治疗仍有其稳固的人群基础；同时，HER2阳性领域的新型ADC也并未实现对传统双靶方案的绝对取代，寻找深度缓解获益的最优人群才是关键。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杜烨教授进一步总结，三阴性乳腺癌的ADC一线治疗目前正处于“黎明期”，ADC的疗效确切但尚需进一步厘清联合用药模式及完善安全用药的管理规范；而对于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基于恩美曲妥珠单抗与德曲妥珠单抗提供的极高循证医学等级，ADC已确立了其不可或缺的临床地位。临床决策的最终目标，始终是在追求极致生存期的同时，最大化地守护患者的生活质量。
无论是HR阳性/HER2阴性晚期乳腺癌中围绕ESR1、PIK3CA等标志物展开的治疗决策优化，还是三阴性及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中ADC药物向更前线推进的临床探索，都提示乳腺癌治疗正从经验驱动加速迈向更精准、更动态、更强调全程管理的新时代。如何基于患者具体分层、疾病演进特征及现有证据，选择最合适的检测节点与治疗路径，已成为临床实践中愈发重要的核心命题。
注：图源自南北汇官方照片直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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