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列腺癌作为严重威胁男性健康的恶性肿瘤，其发病率在我国呈逐年上升趋势，且初诊晚期患者比例较高，雄激素剥夺治疗（ADT）长期以来一直是由此构建的基础治疗基石。随着精准医疗理念的深入与检测技术的革新，临床对于ADT治疗的关键指标——睾酮的管理要求也在不断进阶。2026年5月28日，由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叶定伟教授领衔，中国抗癌协会男性生殖系统肿瘤专委会汇聚国内顶尖专家智慧，编撰而成的《前列腺癌睾酮管理中国专家共识（2025版）》正式在线发表于《中华肿瘤学杂志》[1]。这一新版共识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重大的理念升级与标准更新。基于此，【肿瘤资讯】特邀叶定伟教授深度解读2025版共识的核心变革，以及这一变革背后的临床深意与中国智慧。
泌尿外科学科带头人，泌尿肿瘤MDT首席专家
上海市泌尿肿瘤研究所所长
复旦大学前列腺肿瘤研究所所长
中国抗癌协会男性生殖系统肿瘤专委会（CACA-GO）主任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前列腺癌专委会主任委员
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泌尿外科专委会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泌尿男生殖系肿瘤专委会（CACA-GU）前任主任委员
上海市抗癌协会泌尿肿瘤专委会主任委员
NCCN前列腺癌、肾癌和膀胱癌亚洲诊治共识专家委员会委员
晚期前列腺癌圣加仑共识专家委员会委员、亚太前列腺癌学会（APPS）前任主任委员，亚太冷冻外科学会副会长、国际膀胱癌协作组（IBCG）唯一中国代表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面上项目、上海市协同创新集群项目等国家级、省部级科研基金60余项，累计纵向经费超过6000万元；在Lancet Oncology、Annals of Oncology、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Signal Transduction and Targeted Therapy等国际顶尖SCI期刊发表论文500余篇。
以第一完成人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2次）、教育部科技成果一等奖、上海市医学科技奖一等奖、中国抗癌协会科技奖一等奖、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等。
获选国家卫健委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吴阶平泌尿外科医学奖、药明康德生命化学研究奖、上海市领军人才、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上海工匠、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工作者等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政府津贴
紧迫性与精准医疗的双重驱动：打破惯性，重塑睾酮管理新标准
叶教授您好，作为《前列腺癌睾酮管理中国专家共识（2025版）》的牵头人，请问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专家组决定对现有的睾酮管理共识进行更新？相比于过去的诊疗常规，2025版共识主要致力于解决哪些核心痛点？
叶定伟教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每一次共识的更新，本质上都是临床需求与科学进步碰撞的结果。我们之所以在2025年这个节点推出新版共识，主要基于两个层面的紧迫性：一是中国前列腺癌严峻的流行病学现状，二是精准医疗时代对治疗目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我们要正视“中国特色”的挑战。我国前列腺癌发病率逐年攀升，且初诊晚期患者比例高，这意味着绝大多数患者在漫长的治疗周期中，都需要依赖雄激素剥夺治疗（ADT）作为基础治疗[2-4]。过去几十年，我们虽然有了LHRH激动剂、拮抗剂以及新型内分泌治疗药物等丰富的武器库[5, 6]，但我们在“如何用好这些武器”以及“如何评估武器的效果”上，还存在一定的滞后。
这就引出了核心痛点——“标准滞后”。睾酮是ADT治疗的关键指标，2021版专家共识已确认了睾酮管理的重要性。长期以来，国际公认的去势标准是睾酮水平<50 ng/dL。这个标准制定于40多年前，受限于当时的检测技术灵敏度，实际上是一个相对粗糙的界限[7]。然而，随着现代检测技术特别是化学发光法和质谱法的应用，我们发现手术去势后的患者平均睾酮水平其实只有约15 ng/dL[7, 8]。因此，尽管睾酮水平<50ng/dL是公认的去势标准，但睾酮水平<20 ng/dL可能是更合适的去势目标，国内外指南/共识[9, 10]也随之开始提议将睾酮水平<20 ng/dL作为更好的观察点。
此外，这还涉及精细化管理的问题。过去我们是“粗放达标”，只要低于50就万事大吉；现在我们追求“精细化深降”。2025版共识的核心使命，就是要打破这种惯性思维，将睾酮管理从单纯的数值达标，提升到与患者生存预后紧密挂钩的精准治疗高度。我们希望通过这部共识，为中国临床医生提供一张更清晰的“作战地图”，明确告诉大家：在拥有了更好药物和检测手段的今天，我们完全有能力，也应该为患者争取更深度的缓解和更长的生存期。
梯级管理体系构建：深度降酮（<20 ng/dL）引领生存预后新高度
您刚才提到了“精细化深降”，我们注意到2025版共识最引人注目的变革之一，就是定义了深度降酮水平（＜20ng/dL）可能带来更好的预后。这是否意味着传统的50 ng/dL标准被废弃了？这一数值的改变对患者的预后究竟有何实质性的影响？
叶定伟教授：这是临床医生最关心的问题，也是本次共识更新的“灵魂”所在。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共识并没有全盘否定<50 ng/dL的价值，而是对其进行了分层定义，构建了一个梯级管理的目标体系。
在2025版共识中，<50 ng/dL依然是公认的“去势标准”，是保障治疗有效性的底线。也就是说，任何ADT治疗首先必须确保跨过这条红线。但是，底线不代表终点。共识明确指出，在达标（<50 ng/dL）的前提下，将睾酮水平进一步控制到更低水平——即<20 ng/dL，可作为改善患者预后的“深度降酮”参考指标。
这一变革绝非凭空想象，而是基于大量坚实的循证医学证据。我们回顾了近年的多项重磅研究，结果惊人地一致。例如，著名的PR-7研究对626例患者的分析显示，ADT治疗1年时，睾酮水平<20 ng/dL的患者，其进展为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CRPC）的风险显著降低，中位至CRPC时间长达10年，而处于20-50 ng/dL区间的患者仅为7.21年，>50 ng/dL的患者则更短，仅为3.62年[11]。此外，Yamamoto等人的研究也证实，治疗后睾酮水平降低幅度更大是患者获得良好预后的独立预测因素[12]。还有Klotz教授最新的汇总分析表明，更低的睾酮水平与更好的疾病特异性生存（DSS）密切相关[13]。
从生物学机制上讲，这很好理解。前列腺癌细胞对雄激素高度敏感，即使是微量的睾酮，也足以驱动部分残留肿瘤细胞的AR通路，维持其存活甚至增殖[14]。如果我们能将睾酮压制到<20 ng/dL的“深度去势”状态，就能诱导更多雄激素敏感细胞和部分不敏感细胞的死亡，延缓耐药克隆的筛选过程，从而显著延长去势抵抗的时间[15]。
因此，追求睾酮管理的精细化深降，不仅是一个数字的变化，更是一种治疗理念的升维。它告诉我们，在满足大部分患者的治疗标准（睾酮水平＜50ng/dL）的基础上，追求睾酮管理的精细化深降（睾酮水平＜20ng/dL）或许可使患者预后更上一个台阶。对于那些追求更长生存、更优预后的患者，临床医生不应满足于50分的“及格”，而应致力于争取20分的“优秀”。这也是EAU等国际指南推荐的方向[9]，2025版共识的这一更新，标志着中国的前列腺癌诊疗标准已与国际前沿接轨。
“分步检测”与“双重监测”：中国智慧破解临床落地难题
追求<20 ng/dL的极致目标无疑是令人振奋的，但在落地执行层面，检测技术和实践的标准流程是困扰临床的难题。请问针对这一难题，2025版共识提出了哪些解决方案？它是如何体现“中国智慧”来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
叶定伟教授：确实，科学的理想必须通过可行的路径落地。目前临床上最常用的睾酮检测方法是放射性免疫分析法（RIA）和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CLIA）。这两种方法自动化程度高、成本相对低，但在低浓度区间（尤其是<50 ng/dL时）存在灵敏度不足的局限性，且容易受基质干扰产生“高估”现象[16]。理论上，质谱法是检测小分子激素的“金标准”，精确性极高，下限可达1 ng/dL[17]。但它的缺点同样明显：设备昂贵、操作复杂、检测成本高，目前很难在全国各级医院全面普及[18]。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2025版共识专家组创新性地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分步检测法”：第一步，筛选。临床上继续使用可及性好的免疫法（CLIA或RIA）进行常规监测。如果测定结果<20 ng/dL，那说明控制得非常好，继续维持即可。第二步，复核。如果免疫法测定结果处于≥20 ng/dL（特别是20-50 ng/dL这个区间）时，我们建议采用更具精确性的LC/MS质谱法进行复核确认。
这种策略既避免了免疫法误差导致的误判，又最大程度地控制了医疗成本，平衡了科学性与经济性。“分步检测法”体现了我们在制定共识时的核心考量——既要仰望星空，对标国际最高标准，又要脚踏实地，提供可落地的中国方案。通过这一策略，我们希望能帮助临床医生更精准地识别出那些真正没有达到深度去势的患者，确保每一位患者都能从ADT治疗中获得最大化的生存获益。
此外，针对非常关键的临床实操，此次共识还重点提出“结合PSA与睾酮监测指导ADT治疗”的概念。众所周知，PSA是前列腺癌最具特异性的肿瘤标志物，从筛查、诊断、预后评估到疗效监测，它的地位不可撼动，也是临床实践中大家关注的焦点。但是，在ADT治疗的特定情景下，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PSA无法直接替代睾酮水平。多项研究表明，PSA的变化与睾酮水平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线性相关性[19, 20]。也就是说，PSA没有升高，并不代表睾酮没有发生“逃逸”；而睾酮的微小波动，也不一定立刻反映在PSA上。如果单纯依赖PSA，我们可能会错过发现潜在治疗失败的最佳窗口期。
因此，2025版共识提倡将PSA监测与睾酮水平监测结果相结合，形成“双重保险”。基于此，我们在2021版的基础上，更新了ADT睾酮监测和治疗决策流程图（图1）。这张图不仅仅是诊疗路径的规范，更充分体现了在现代精准医学理念指导下，中国临床医生基于中国国情、化繁为简指导临床实践的智慧。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可视化的路径，帮助医生更全面地评估患者状态，从而做出更精准、更及时的治疗决策，最大程度保障患者获益。
[1] 中国抗癌协会男性生殖系统肿瘤专委会. 前列腺癌睾酮管理中国专家共识（2025版）. 中华肿瘤杂志2026年7月第48卷第7期.
[2] Siegel RL, Giaquinto AN, and Jemal A. Cancer statistics, 2024. CA Cancer J Clin, 2024, 74(1):12-49.
[3] 郑荣寿, 陈茹, 韩冰峰,等. 2022年中国恶性肿瘤流行情况分析. 中华肿瘤杂志, 2024, 46(03):221-231.
[4] Dingwei Y, How to deal with the projected rise of prostate cancer cases in the Chinese healthcare system. , in APCCC 2024 . 2024: Lugano, Switzerland.
[5] Yu EM and Aragon-Ching JB. Advances with androgen deprivation therapy for prostate cancer. Expert Opin Pharmacother, 2022, 23(9):1015-1033.
[6] Homewood D, Fu MH, Sathianathen N, et al. Evolution of hormonal therapy for prostate cancer. Aust J Gen Pract, 2024, 53(5):291-300.
[7] Oefelein MG, Feng A, Scolieri MJ, et al. Reassessment of the definition of castrate levels of testosterone: implications for clinical decision making. Urology, 2000, 56(6):1021-4.
[8] Young HH, 2nd and Kent JR. Plasma testosterone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prostatic carcinoma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J Urol, 1968, 99(6):788-92.
[9] EAU-EANM-ESTRO-ESUR-ISUP-SIOG-Guidelines-on-Prostate-Cancer-2025_updated
[10] 2025年CSCO前列腺癌诊疗指南.
[11] Klotz L, O'Callaghan C, Ding K, et al. Nadir testosterone within first year of androgen-deprivation therapy (ADT) predicts for time to castration-resistant progression: a secondary analysis of the PR-7 trial of intermittent versus continuous ADT. J Clin Oncol, 2015, 33(10):1151-6.
[12] Yamamoto S, Sakamoto S, Minhui X, et al. Testosterone Reduction of >/= 480 ng/dL Predicts Favorable Prognosis of Japanese Men With Advanced Prostate Cancer Treated With Androgen-Deprivation Therapy. Clin Genitourin Cancer, 2017, 15(6):e1107-e1115.
[13] Klotz L and Tat T. Testosterone nadir and clinical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prostate cancer: Post hoc analysis of triptorelin pamoate Phase III studies. BJUI Compass, 2024, 5(3):392-402.
[14] Ozturan D, Morova T, and Lack NA. Androgen Receptor-Mediated Transcription in Prostate Cancer. Cells, 2022, 11(5).
[15] 卞晓洁, 叶定伟. 前列腺癌雄激素剥夺治疗的新思路——睾酮最大控制临床研究新进展. 中国癌症杂志, 2021, 31(12):6.
[16] Tiwari R, Lajkosz K, Berjaoui M, et al. Variability in testosterone measurement between radioimmunoassay (RIA), chemiluminescence assay (CLIA) and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MS) among prostate cancer patients on androgen deprivation therapy (ADT). Urol Oncol, 2022, 40(5):193 e15-193 e20.
[17] Yuan TF, Le J, Cui Y, et al. An LC-MS/MS analysis for seven sex hormones in serum. J Pharm Biomed Anal, 2019, 162:34-40.
[18] 韩丽乔,张乔轩,黄宪章.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技术定量检测的临床应用现状与挑战. 中华检验医学杂志, 2020, 43(10):945-950.
[19] Reis LO, Denardi F, Faria EF, et al. Correlation Between Testosterone and PSA Kinetics in Metastatic Prostate Cancer Patients Treated With Diverse Chemical Castrations. Am J Mens Health, 2015, 9(5):430-4.
[20] Tombal B, Cornel EB, Persad R, et al. Clinical Outcomes and Testosterone Levels Following Continuous Androgen Deprivation in Patients with Relapsing or Locally Advanced Prostate Cancer: A Post Hoc Analysis of the ICELAND Study. J Urol, 2017, 198(5):1054-1060.
审批编号：VV-MEDMAT-133331
获批日期：2026年6月
排版编辑：肿瘤资讯-LWT
本资讯提供的信息不能以任何方式取代专业的医疗指导，也不应被视为诊疗建议。如该等信息被用于了解资讯以外的目的，本平台、作者及武田不承担相关责任。
苏公网安备32059002004080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