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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军教授：以循证为基，以个体为本——解读《中国肝癌多学科综合治疗专家共识》的中国方案之路

09月19日

来源：肿瘤资讯

2025年9月11—13日，由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广东省抗癌协会主办，中国老年保健协会肝癌综合治疗专业委员会承办，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协办的“2025年肝癌综合治疗新进展学术交流会暨中国老年保健协会肝癌综合治疗专业委员会年会”在广州盛大召开。会上发布了《中国肝癌多学科综合治疗专家共识（2025版）》（下文简称《共识》）。【肿瘤资讯】特邀《中国肝癌多学科综合治疗专家共识》的执笔专家之一——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张耀军教授，就《共识》的特点及我国肝癌多学科诊疗的发展路径进行了深入解读。

张耀军

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肝脏外科行政副主任；中国老年保健协会肝癌综合治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促会免疫治疗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医师协会肝胆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肝病学会微创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杰出青年医学人才（第二批）

主要研究方向：肝癌的多学科综合治疗，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山大学“5010”项目等多项课题，作为第一/通讯作者在J Clin Oncol、Radiology、JAMA Netw Open、JHEP Rep、Eur J Cancer等高水平期刊发表多篇SCI论著。

Q1. 自2020年起，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开始组织全国肝癌领域的知名专家共同撰写《中国肝癌多学科综合治疗专家共识》，目前已更新到2025版，您是执笔专家之一。请您谈谈，与卫健委的《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相比，《中国肝癌多学科综合治疗专家共识》有哪些特点？

张耀军教授：自2020年起，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组织全国多家权威中心的专家共同撰写发布了《中国肝癌多学科综合治疗专家共识》，我也有幸作为执笔专家参与其中。制定该共识的初衷，是在《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总体框架与指导精神下，进一步细化诊疗流程和操作细节，使指南的理念能真正落地临床实践。

相比而言，《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指导性、纲领性文件，权威性高、框架性强，但在具体操作层面相对宏观。《共识》则着重于将规范中的原则具体化和可操作化。例如，《共识》详细阐述了如何组建多学科（MDT）团队、团队运行机制，并针对各期肝癌在不同临床情境下的优选治疗方案提供了具体指导，使一线临床医生能够更好地将指南精神落实到诊疗实践中。

Q2. 《中国肝癌多学科综合治疗专家共识》强调了基于CNLC分期的多学科综合治疗路径。在实际临床中，CNLC分期结合MDT模式的优势是什么？

张耀军教授：CNLC分期（China Liver Cancer Staging）体系是根据我国肝癌患者特征和国内临床证据建立的，更符合中国肝癌的流行病学和临床实际，分期更为精细，且每个分期均提供3~4种可选治疗策略。这种多选项设计为特殊情况下的个体化治疗提供了灵活性，但也可能带来一定困惑，例如同为EA期患者，究竟在何种情况下选择手术切除、消融治疗或肝移植，指南未明确优先顺序。

此时引入多学科团队（MDT）模式尤为关键。MDT能够基于患者的分期及个体差异（如肝功能状况、合并症情况等），制定个体化方案。例如：对于EA期且身体状况良好、肝功能正常者，首选手术切除；若患者高龄体弱或伴有合并症，可优先考虑消融治疗；而肝硬化严重、不适合手术的患者，则肝移植可能是更优选择。通过MDT讨论，可将指南中的多种推荐方案真正落实为符合患者个体特征的最佳策略。

Q3. 《共识》强调了MDT模式在肝癌治疗中的重要性，并详细阐述了团队的构建和运行方式。您认为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推广MDT模式最大的难点是什么？特别是对于基层医院，《共识》中提到的“医联体”和“远程医疗”等方式在实际操作中能起到多大作用？

张耀军教授：当前，MDT模式在我国的推广仍存在一定困难，尤其在基层医院阻力更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肝癌患者通常分散在外科、肿瘤科、介入科、影像科等多个科室，科室间缺乏统一管理和充分沟通，影响诊疗协作；
其二，不同科室之间的学科壁垒仍在，跨科会诊缺乏制度保障；
其三，医院政策支持不足，缺乏将MDT纳入常规流程的激励与考核机制。

为破解这些难题，应从医院管理层面推动MDT制度建设，例如要求每例肝癌患者均须经MDT讨论制定方案后，再分流至各相关科室实施治疗；也可围绕肝癌患者组建专病多学科诊疗中心，将外科、肿瘤科、介入科等相关医生集中在同一平台协作，提高诊疗效率。

对于缺乏相关科室或技术力量薄弱的基层医院，可借助远程医疗、远程MDT等方式，将病例推送至上级医院的MDT平台获取诊疗意见，患者仍可在当地接受治疗，既减少奔波，又能带动当地诊疗水平提升。随着网络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远程MDT的推广应用前景广阔，将成为提升基层肝癌诊疗质量的重要途径。

Q4. 《共识》指出，肝癌的治疗决策应建立在循证医学基础上，并且未来将更加注重基于肿瘤异质性的个体化治疗方案。您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未来肝癌领域在临床研究和基础研究方面最需要突破的是什么？

张耀军教授：当前我国肝癌相关指南和共识，推荐依据多来自我国多中心的临床研究数据，这是基于我国肝癌的独特流行病学特征决定的。与欧美不同，我国肝癌多由乙型肝炎病毒感染所致，而欧美肝癌多见丙肝、酒精性肝病、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等病因；我国患者就诊时多为中晚期、肿瘤负荷大、合并门静脉癌栓比例高，而欧美患者多为早期、小病灶。因此，我国必须立足自身患者特征，开展契合国情的临床研究。

未来应重点推进三方面突破：

一是继续基于中国患者队列开展高质量、前瞻性的临床研究，形成更具针对性的循证医学证据；
二是推动治疗策略创新，结合免疫治疗、靶向治疗、介入治疗等手段，探索如“介入+免疫”“局部+全身”等多模态联合方案；
三是加强转化医学研究，推动新机制、新药物研发与临床应用衔接。
四是将中国原创的诊疗经验推广至全球，争取国际认同，让更多患者从中受益。

总之，应充分发挥中国学者的智慧与创新优势，构建契合中国患者特征的肝癌诊疗模式，并通过高水平研究提升中国方案的国际影响力，更好地造福广大肝癌患者。

责任编辑：肿瘤资讯-小编
排版编辑：肿瘤资讯-Lyn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