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液肿瘤是起源于造血及淋巴组织的恶性疾病。多发性骨髓瘤(MM)作为其中较为常见的亚型,其核心特征为恶性浆细胞在骨髓中异常增殖。这些肿瘤细胞通过激活破骨细胞,可导致多发性溶骨性破坏,引发剧烈骨痛、病理性骨折乃至瘫痪等严重骨骼并发症。因此,针对性的骨保护治疗是MM综合管理中,用以预防和治疗骨相关事件、维持患者生活质量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为帮助大家进一步了解血液肿瘤特别是MM的疾病特点及管理要点,特别邀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糜坚青教授进行深入访谈,详情如下。
从病理生理根源,解读血液肿瘤为何“难诊难治”
糜坚青教授:恶性血液系统疾病种类繁多,其科学分类依据肿瘤细胞的起源谱系,主要分为髓系肿瘤(如急/慢性髓系白血病、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与淋巴系肿瘤(如急/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两大类。尽管临床表型各异,恶性血液系统疾病的核心病理生理改变主要表现为两种基本模式。最常见的模式是恶性克隆的异常增殖与对正常造血的抑制,即肿瘤细胞在骨髓内无序扩增,通过物理挤占和分泌抑制因子等机制,严重干扰正常造血功能,其后果通常表现为因红细胞、白细胞及血小板生成受抑而引发的贫血、感染风险增高及出血倾向。另一疾病模式则以骨髓造血功能衰竭为主要表现,其骨髓无法产生足够的功能性血细胞,典型疾病如再生障碍性贫血。
正是这些独特的病理生理学特征,决定了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在临床诊疗上面临着与实体肿瘤截然不同的严峻挑战。
在诊断层面,挑战则在于起病的隐匿性与临床表现的多样性。许多血液肿瘤的早期症状非特异,甚至以其他系统的功能损害为首发表现,极易导致误诊或诊断延误。在治疗层面,挑战首先源于血液系统肿瘤起病的全身性。与实体肿瘤早期常为局限性病灶、存在手术根治机会不同,大多数血液肿瘤自发病之初即通过血液循环播散全身,一旦确诊即属全身性疾病,无法依赖局部治疗。其次是肿瘤细胞的高增殖动力学,尤其在急性白血病中,肿瘤细胞的倍增时间远短于多数实体肿瘤。这种“全身播散”与“快速进展”的结合,极大地压缩了治疗窗口期,凸显了对高效、速效的全身性治疗方案的迫切需求。
不只是用药:MM的现代管理模式
糜坚青教授:MM是一种起源于骨髓浆细胞的恶性克隆性疾病,其流行病学特征表现为典型的老年性疾病,中位发病年龄通常在55岁以上,且男性发病率略高于女性。MM的确切病因尚不完全明确,但普遍认为是在遗传易感性的基础上,由多种后天环境因素与衰老共同作用导致的“多次打击”过程。该病的核心病理生理改变,源于恶性浆细胞的克隆性增殖及其分泌的单克隆免疫球蛋白(M蛋白)。在骨髓局部,肿瘤细胞浸润与异常细胞因子分泌,一方面抑制正常造血功能导致贫血,另一方面激活破骨细胞引发溶骨性病变及高钙血症。在全身层面,M蛋白则可导致肾功能不全、系统性淀粉样变性及高粘滞血症等。
上述复杂的病理生理改变导致了MM极其多样的临床表现谱系,这也是其早期诊断面临巨大挑战的根源。患者可因骨痛、病理性骨折、蛋白尿、心力衰竭或贫血等非特异性症状首诊于骨科、肾内科、心内科等多个科室,极易造成诊断延误。因此,MM的现代诊断流程遵循一套严谨的逻辑体系,其关键在于检测血、尿中的M蛋白,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骨髓穿刺与活检评估克隆性浆细胞比例(以10%为界),以实现对良性癌前病变(MGUS)与恶性骨髓瘤的关键鉴别。
MM的治疗策略在过去数十年间经历了革命性的演进。从仅有传统化疗且MM患者预后不佳的时代(中位生存期约2年),到2000年前后,以免疫调节剂(IMiDs)和蛋白酶体抑制剂(PIs)为代表的靶向治疗,首次实现了患者生存期的重大突破。进入2020年后,免疫治疗的全面到来再次改写了MM治疗格局,主要包括能桥接免疫细胞与肿瘤细胞的双特异性抗体、精准靶向杀伤的抗体药物偶联物(ADCs),以及通过基因工程改造患者自身T细胞的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疗法。
现代MM的治疗决策,是标准化指南与个体化原则的有机结合。MM治疗的启动时机并非基于诊断本身,而是取决于患者的疾病是否已进展至“有症状”阶段,即出现了“骨髓瘤定义事件”(主要包括高钙血症、肾功能不全、贫血和骨骼病变,即“CRAB”标准)。对于无症状或冒烟型骨髓瘤(SMM),国际指南普遍推荐“主动监测”。在制定具体治疗方案时,临床医生需在遵循国际指南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患者年龄、体力状况及合并症等个体化因素,“量身定制”治疗方案。
最后,由于MM在当前仍被视为一种无法彻底治愈的疾病,耐药与复发是其自然病程中几乎不可避免的事件。因此,在初次治疗获得深度缓解后,进行长期、低强度的维持治疗,对于最大限度地延缓疾病复发至关重要。当疾病最终复发时,则需根据耐药机制的变化,转换至新的治疗方案。综上所述,MM的现代管理是一个集精准诊断、风险分层、动态决策与全程干预于一体的复杂体系,其目标是在不断演进的治疗图景中,最大限度地延长患者生存并优化其生活质量。
构筑坚实“骨”防线:MM骨病综合防治策略
糜坚青教授:MM骨病(MBD)作为该疾病的标志性并发症,其管理策略在近二十年间已通过骨靶向药物的应用得以革新。目前临床主要应用两大类药物——双膦酸盐与新一代RANKL抑制剂地舒单抗。二者均通过有效抑制破骨细胞活性,促进溶骨性病灶愈合及降低骨骼相关事件(SREs)风险的目的,这些药物的规范应用,不仅能修复骨骼结构、恢复患者活动能力、显著提升生活质量,还能通过改善骨微环境来抑制肿瘤细胞生存,为长期疾病控制提供了支持。
然而,这一治疗策略的长期性与预防性,决定了其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药物本身,更高度依赖于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有效的医患沟通是确保依从性的基石,临床医生有责任向患者清晰阐明长期维持治疗的根本目的:即便是病情达到深度缓解,体内仍可能存在微小残留病灶,持续用药旨在抑制这些残余细胞,从而最大限度地延缓或预防疾病复发。当患者充分理解其必要性后,便能成为自身健康管理的积极合作者,这对保障骨靶向治疗的长期疗效、优化患者的整体预后至关重要。
集众人之智,成一人之策:MDT如何为复杂MM患者制定最优方案
糜坚青教授:多学科团队(MDT)诊疗模式是现代医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其在MM等复杂疾病的全程管理中已成为确保最佳临床决策的核心环节。这一趋势的根源,在于医学知识的持续深化及高度专业化,使得任何单一学科或个体医师的知识体系均存在固有局限。
MDT模式通过汇集血液、肾脏、心脏、骨科、影像及病理等多学科专家的集体智慧,从不同维度对病例进行综合研判,从而克服了个体认知的局限,显著提升了诊断的精准度与治疗方案的个体化水平。在临床实践中,MDT的应用贯穿于关键治疗节点:例如,在为MM患者评估ASCT资格时,必须由血液科主导,联合心、肺等相关科室专家,对患者的器官功能储备进行全面评估,以此为重大治疗决策的制定提供坚实的科学与安全保障。
因此,MDT已不仅是大型医疗中心的特色,更是现代肿瘤学领域的诊疗标准,其普及与深化是实现对复杂疾病深度理解、并提供最优化、最安全有效治疗的根本前提。
从康复管理到治愈展望:MM患者的“现在与未来”生存指南
糜坚青教授:MM患者在进入缓解期后,其长期的康复管理是确保生存质量与预防复发的关键。患者首先需建立的核心认知是,疾病的“缓解”意为“受控”而非“痊愈”,必须在生活方式上保持审慎。在体力活动上,应遵循“低强度、短时间、多频次”的原则,避免高负荷、高冲击性的锻炼。在饮食营养上,则需禁绝酒精与强刺激性食物,并摒弃“发物”等无循证依据的观念,采取均衡、适量的膳食,同时避免暴饮暴食,以减轻处于恢复期脏器的代谢负担。
上述长期管理策略的基石,是建立在MM作为一种“可控但通常无法治愈”的疾病这一传统认知之上。然而,近年来以CAR-T细胞疗法为代表的免疫学突破,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挑战甚至改写这一基本判断。以上海瑞金医院团队为例,在其针对预后极差的R/R MM患者的CAR-T临床研究中,截至2025年,最早的一批患者已历经长达8年的随访,仍有超15%的患者持续处于完全缓解状态,未见复发。
这一前所未有的长期缓解数据,正促使国际学界重新审视“治愈”的定义,逐步将免疫治疗时代的治愈标准从传统的“5年无复发”向“10年无复发”延伸。依据此标准,上述长期缓解的患者群体极有希望在未来两年后被认定为实现了功能性治愈。
这一“MM可被治愈”的前瞻性观点,已由我院团队率先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并在近期的2025年欧洲血液学年会(EHA)上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共识。因此,MM的未来图景呈现出一种积极的二元性:一方面,严谨的长期管理仍是当前多数患者的现实所需;另一方面,一个“可被治愈”的时代已然开启,随着科学的持续进步,我们坚信这一治愈的希望将惠及越来越多的患者,最终帮助他们彻底摆脱疾病,回归正常生活。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探寻瑞金血液科的持续创新力
糜坚青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血液科享有“一门四院士”的学术美誉,其临床诊疗与科学研究均处于国际领先水平。该学科在创始人、中国工程院院士、2024年“共和国勋章”及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王振义教授的奠基下,形成了卓越的人才梯队,其学生中诞生了三位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陈赛娟教授及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国强教授。在四位院士及以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第八届主任委员沈志祥教授为代表的国内知名专家的共同引领下,瑞金医院血液科在近半个世纪的历程中,学科版图从最初的出凝血领域,成功拓展至白血病、淋巴瘤及多MM等所有主要亚专科。科室在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的治疗上做出了奠基性贡献,近年来,在MM诊疗领域亦取得了瞩目成就,部分研究已与国际顶尖团队并驾齐驱。
这种深厚的学术传承与持续的自主创新,最终转化为对疾病治疗模式的颠覆性变革。这些成就充分彰显了瑞金医院血液科乃至整个血液肿瘤学界,在推动基础研究向临床实践转化、切实改善患者预后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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